肝脏是胰腺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胰腺癌肝转移病人预后较差。近年来，随着系统性全身治疗及局部治疗手段的不断应用，该类病人的生存期已获得一定改善。目前，以吉西他滨和氟尿嘧啶为基础的化疗方案仍为胰腺癌肝转移病人最主要的治疗方式。靶向治疗方面，奥拉帕利、KRAS抑制剂等针对特定基因突变的药物已展现出一定的治疗潜力。免疫治疗在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功能缺陷（dMMR）亚型病人中疗效显著，但整体疗效仍有限。免疫联合化疗可能成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局部治疗方面，“转化治疗”模式使部分胰腺癌肝转移病人获得手术机会，显著改善其预后。射频消融、介入治疗和放射治疗等局部治疗手段可提高肝转移病人的局部控制率。当前，胰腺癌肝转移病人的治疗仍面临多项挑战，包括系统性药物治疗手段有限、寡转移定义尚不统一、手术适应证缺乏共识等。未来有待开发新型靶向药物和免疫联合治疗策略，进一步完善多学科全程管理体系，推动胰腺癌肝转移治疗向慢病管理模式转变。

胰腺癌恶性程度高，早期诊断手段缺乏，大多数病人确诊时已为不可切除晚期，5年生存率仅约13%。传统吉西他滨化疗及单一靶向（如EGFR抑制剂、KRAS抑制剂）治疗效果有限，主要因高密度胶原与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形成耐药屏障及肿瘤高度异质性。系统生物学整合多组学实现精准分子亚型划分，并结合网络药理学筛选多靶点联合方案，以克服耐药与免疫抑制微环境。数字孪生平台可模拟病人肿瘤进展与药物响应，指导个体化治疗优化。临床试验结果显示，KRAS G12D抑制剂MRTX1133、KRAS G12C抑制剂adagrasib与sotorasib及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在特定分子背景下具有协同抗肿瘤活性。多靶点联合策略配合人工智能与实时动态监测，有望提升胰腺癌治疗效果，改善预后。

胆囊息肉样病变（PLG）是常见的胆囊良性疾病，目前国内外指南或共识在以超声作为首选诊断方法、恶变风险分层及以最大径≥10 mm作为基本手术阈值等方面已形成共识，但在手术指征的界定以及随访管理策略方面仍存在一定争议，面临术前鉴别困难、低危息肉管理不明确及过度手术等问题及挑战。当前，个体化评估成为平衡过度医疗与漏诊恶变的关键，需结合风险分层进行动态监测与干预，提高PLG诊疗及随访管理的精准化水平。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PLG的精准诊疗体系有望逐步完善。

目的    分析局部进展期胃癌病人行新辅助治疗的临床病理特征、诊疗方案及疗效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3年12月22家大型三甲医院收治的接受新辅助治疗的局部进展期（cT1~2N+M0期或cT3~4bNxM0期）胃癌病人的真实世界病例资料，均行外科手术切除，并且术前至少完成1个周期新辅助治疗。结果    共纳入3892例病人，其中男性2945例（75.7%），女性947例（24.3%）。病人初诊年龄主要分布在：65~<70岁，871例（22.4%）；60~<65岁，724例（18.6%）；55~<60岁，640例（16.4%）。行新辅助化疗2460例（63.2%），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1173例（30.1%）。化疗方案主要为SOX方案［1771例（45.6%）］、FLOT4方案［470例（12.1%）］、XELOX方案［412例（10.6%）］；免疫治疗主要药物为信迪利单抗［577例（45.1%）］、替雷利珠单抗［175例（13.7%）］、特瑞普利单抗［123例（9.6%）］。新辅助化疗周期数依次为3个周期［1478例（38.0%）］、4个周期［1083例（27.9%）］和2个周期［866例（22.3%）］；新辅助免疫治疗周期数依次为3个周期［548例（42.9%）］、4个周期［317例（24.8%）］和2个周期［245例（19.2%）］。R0切除率为98.4%，494例达病理完全缓解（pCR），1053例为主要病理缓解（MPR）。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病人R0切除率（99.2% vs. 97.8%，P=0.005）、pCR率（21.6% vs. 9.5%，P＜0.001）和MPR率（39.8% vs. 23.6%，P＜0.001）均优于单纯新辅助化疗病人。新辅助化疗组与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1.9%和24.6%，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20.6%和24.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22、0.341）。结论    局部进展期胃癌新辅助治疗中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占比逐渐增高；相较于单纯新辅助化疗，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显示出更高的R0切除率和病理缓解率，且不良反应和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并未增加。

肿瘤疫苗通过靶向胰腺癌相关抗原或新抗原激活T细胞免疫，成为治疗研究热点。当前研究方向包括mRNA疫苗、树突状细胞（DC）疫苗、多肽疫苗和全细胞疫苗等。个性化mRNA疫苗能快速编码病人特异性新抗原，诱导持久CD8+ T细胞应答；固定靶点mRNA疫苗针对KRAS突变表现出良好免疫原性。DC疫苗通过负载抗原激活CD4+和CD8+ T细胞，联合化疗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改善肿瘤微环境并实现部分转化手术。多肽疫苗靶向MUC1、WT1等抗原，效果有限；全细胞疫苗（如GVAX）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立体定向放疗有望增强疗效。疗效评价需结合总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期、无复发生存期和免疫学指标。胰腺癌免疫抑制微环境和低应答率仍是挑战，未来应优化抗原筛选、佐剂和联合方案，并借助人工智能提升新抗原预测，为肿瘤疫苗临床应用提供新思路。

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消化道肿瘤之一，病人总体5年生存率仅为13%。近年来，随着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深入，基于分子分型及靶向干预的个体化治疗策略成为发展方向，逐步从“异病同治”向“同病异治”转变。同时，多学科协作模式与病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广泛实践进一步优化了综合治疗体系，既防止治疗不足，又力求避免过度治疗。然而，胰腺癌的高度异质性、关键驱动基因靶向干预手段匮乏、肿瘤细胞原发及获得性耐药、免疫抑制性微环境等生物学特征，仍严重制约精准分子分型及个体化治疗的发展，导致病人预后未显著改善，临床诊治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分子分型（经典型、原浆型、准间质型、鳞状型等）与临床表型之间存在关联；液体活检技术可用于辅助早期诊断及动态监测。靶向治疗方面聚焦于KRAS及耐药机制的研究；免疫治疗需突破低免疫原性及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的限制，多项联合治疗策略正在临床探索。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有望优化影像诊断、分子分型和术中导航等环节。未来需加强多学科协作，将分子分型、靶向和免疫治疗以及AI技术有机结合，以实现胰腺癌精准化综合治疗。

近年来，分化型甲状腺癌（DTC）的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美国甲状腺协会于2025年更新了成人分化型甲状腺癌管理指南，在外科诊疗领域体现出更为保守及重视功能保护的理念。新版指南放宽了DTC腺叶切除术的指征，对于无腺外侵袭及转移的单侧DTC，腺叶切除术的肿瘤最大径由1 cm增至2 cm。对于肿瘤最大径2~4 cm的低危单侧DTC倾向于将腺叶切除作为首选初始手术方式。对于局部残留、复发或进展性疾病，不再以淋巴结大小作为主要手术决策依据，而强调多种因素综合评估。强化了术中神经监测在保护喉返神经与喉上神经外支中的作用，并新增甲状旁腺自体移植的推荐。促甲状腺激素抑制治疗呈明显“降级”趋势，且以高质量证据明确低危DTC病人不常规推荐行放射性碘清甲治疗。对于妊娠期DTC，采取更保守的策略，建议多数病人可将手术安全推迟至分娩后进行。

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是最常见的甲状腺恶性肿瘤，其中部分亚型呈现中至高侵袭性，其精准识别对病人预后评估和个体化治疗至关重要。第五版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类强调“细胞/组织学-分子”整合诊断模式，并首次明确高危组织学亚型，包括高细胞型、鞋钉型和柱状细胞型。弥漫硬化型、实体/梁状型等虽属中危，但同样具有较高转移风险。分子学特征在不同亚型间差异显著，如弥漫硬化型常伴RET融合，高细胞型多见BRAF V600E及TERT启动子突变，鞋钉型则与TP53突变密切相关。高级别甲状腺乳头状癌以坏死和高核分裂像为特征，生物学行为接近低分化癌。规范化病理诊断需结合充分取材、免疫组化及分子检测，以避免误诊或漏诊。分子分型能进一步指导风险分层及靶向治疗选择。少见亚型PTC的诊断正逐步从单纯形态学向整合分子病理学转变，为精准医学和个体化治疗奠定基础。

局部晚期胰腺癌（LAPC）因肿瘤侵犯周围主要血管或重要结构，传统上被视为不可切除，预后不良。转化治疗可使部分病人实现降期并获得根治性切除（R0切除）机会，并显著改善生存率。术前需综合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CA19-9水平变化及体能状况，依据解剖学（Anatomy）、生物学（Biology）、临床状态（Condition）和化疗时长（Duration）四维标准筛选适宜手术指征。手术策略包括动脉优先入路及动脉鞘剥离以强化血管控制，必要时实施腹腔干联合切除（DP-CAR）或动脉重建；门静脉/肠系膜上静脉（PV/SMV）切除与重建遵循国际胰腺外科研究学组（ISGPS）分型选用直接修补、端端吻合或移植物架桥；淋巴结清扫应涵盖海德堡三角及胰腺系膜第三级组织以降低局部复发风险。由于此类手术伴高并发症和死亡率，应优选生物学应答良好、耐受性佳的病人，并由经验丰富的多学科团队实施，以实现根治性与安全性的平衡。

胰腺癌术后辅助治疗已成为综合管理的核心环节，主流方案包括吉西他滨单药、吉西他滨联合卡培他滨及改良FOLFIRINOX、吉西他滨联合替吉奥等。足剂量、足周期的化疗是提高病人生存获益的关键。循环肿瘤细胞（CTCs）、循环肿瘤DNA（ctDNA）等生物标记物，以及病人来源类器官（PDO）药敏检测和人工智能辅助转录组分析等技术，为精准化、个体化辅助治疗提供了重要支撑。辅助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在高危病人中展现潜力，未来研究应聚焦多方案头对头比较与分子分层指导，以优化联合治疗策略，持续提升病人生存获益。

目的    评估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序贯系统治疗方案（化疗、化免联合及靶向治疗）对胃癌腹膜转移病人转化手术可行性、肿瘤应答及生存的影响。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设计，纳入2023年12月至2025年2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胃外二科收治的63例初治胃癌腹膜转移病人，所有病人均接受紫杉烷类药物为基础的HIPEC治疗。系统性治疗于HIPEC后2周内开始，每3个月定期行门诊随访及影像学评估，经多学科团队评估后决策是否实施R0切除手术。主要观察指标为治疗效果（疾病控制率、客观缓解率）、R0手术切除率和总体生存情况。结果    所有病人中，男性35例，女性28例，中位年龄55（范围27~79）岁。单纯HIPEC组4例、HIPEC序贯化疗组7例、HIPEC序贯化免组50例、HIPEC序贯化免靶组2例。所有病人整体客观缓解率为49.2%（31/63），疾病控制率达71.4%（45/63）。HIPEC序贯化免组部分缓解26例（52.0%），单纯HIPEC组25.0%，HIPEC序贯化疗组40.0%，三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70）。截至随访日期，队列中共有14例（22.2%）病人达到R0切除，其中11例属于HIPEC序贯化免组，HIPEC序贯化免组接受R0切除病人治疗周期显著高于同组非转化成功病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09±1.52）个 vs. （3.69±1.27）个，P<0.05］。全队列中位生存时间为14个月，所有R0切除病人在末次随访时均存活，而影像学进展病人的中位生存时间显著缩短至6个月。结论    基于紫杉烷类药物的HIPEC有助于改善胃癌腹膜转移病人的局部肿瘤负荷状态。采用HIPEC序贯化免联合的转化治疗策略可能为部分病人创造潜在转化手术机会，并延长生存期。

甲状腺未分化癌（ATC）是一类罕见但高度侵袭性的甲状腺恶性肿瘤，预后极差，中位生存期仅4～6个月。传统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放疗及化疗，但整体疗效有限。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ATC的基因组学特征逐渐明确，常见突变包括BRAF V600E、TP53、TERT启动子突变以及NTRK、RET、ALK等基因融合，涉及RAS/RAF/MEK/ERK及PI3K/AKT/mTOR等信号通路。针对特定突变的靶向药物（如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拉罗替尼、塞尔帕替尼、普拉替尼等）显著改善了部分病人的生存获益。免疫治疗方面，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如斯巴利珠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单用或联合靶向药、放疗显示出良好疗效。免疫联合靶向治疗（如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联合维莫非尼和考比替尼）在BRAF V600E突变病人中可显著延长生存期。支持治疗包括气道管理、营养支持及不良反应处理。多学科协作和个体化精准治疗是优化ATC管理的核心。未来研究需聚焦耐药机制及非BRAF突变病人的治疗策略。

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发展，机器人肝胆胰手术（RHPBS）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推广。鉴于肝胆胰手术复杂、病人个体差异显著，评审团在系统回顾285项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RHPBS的适应证、安全性、培训体系、手术质量评估等方面提出共识意见。共识指出，RHPBS目前处于IDEAL框架的探索阶段，并对高龄、肥胖、有腹部手术史等情况不作为绝对禁忌证。在肝切除术和胰腺切除术中，RHPBS具备一定优势，特别是在血管重建与胆肠吻合等操作中表现优越。评审团强调需建立标准化培训体系、设定应急预案并规范手术质量评估指标，同时提出了RHPBS未来在手术风险评估、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等方面的研究重点。RHPBS在部分场景中表现出良好的短期结局及潜在经济效益，但在复杂手术适应证中的普适性仍需更多高质量证据验证。

中晚期肝细胞癌（HCC）治疗模式正从单一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治疗向以TACE为基础的联合策略转变。在机制层面，TACE通过对肿瘤微环境的重塑，为系统治疗创造条件；靶向治疗通过抗血管生成和促进血管正常化，改善肿瘤微环境，增强免疫细胞向肿瘤内部的浸润；免疫治疗通过解除T细胞抑制，放大并维持由TACE和靶向药物共同激活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产生持久、系统的杀伤效果，形成协同增效的抗肿瘤作用。TACE联合靶向免疫治疗的Ⅲ期研究初步证实联合治疗策略显著延长HCC病人的无复发生存期且安全性可控，但长期获益及肝功能较差病人的耐受性仍需验证。未来需重点优化联合治疗的用药时序、治疗频率及病人筛选策略，并探索特异性生物标记物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以进一步提升中晚期HCC的临床疗效。

2026年版巴塞罗那临床肝细胞癌（BCLC）分期继续保持分期、预后与治疗三位一体框架的简洁性，同时纳入了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此次更新的亮点在于引入复杂性、不确定性、主观性与情感因素（CUSE）临床决策框架，即通过综合现有循证医学证据，系统评估复杂性、不确定性、主观性及情感因素4个维度，指导多学科团队以病人为中心作出更加科学的个体化治疗决策。在具体治疗推荐方面，BCLC 0/A期肝细胞癌新增立体定向放疗和经动脉放射栓塞，作为手术治疗及消融治疗之外的重要根治性治疗选择；BCLC B期肝细胞癌强调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支持介入治疗联合系统治疗的常规应用；BCLC C期肝细胞癌则进一步巩固了免疫联合治疗方案作为一线首选方案的地位。

目的    分析局部进展期胃癌病人行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获得主要病理缓解（MPR）的影响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方法    前瞻性收集2022年1月至2025年5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胃外科收治的48例行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局部进展期胃癌病人临床资料。根据术后病理学肿瘤退缩分级评估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效果，分为MPR组（23例）和非MPR组（25例）。对比两组病人新辅助前后各项指标，分析MPR的预测因素，并构建列线图和贝叶斯回归模型。结果    MPR组与非MPR组病人在cN分期、印戒细胞癌占比、Lauren分型、联合阳性评分（CPS）、ypT分期及ypN分期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N分期早（OR=0.753，95%CI 0.430-0.872，P=0.025）、非印戒细胞癌（OR=1.873，95%CI 1.451-2.314，P=0.043）及CPS≥5分（OR=2.241，95%CI 1.692-2.868，P=0.023）是预测MPR的独立保护因素。基于上述3个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C指数为0.781（95%CI 0.613-0.927）。贝叶斯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其预测MPR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下面积为0.736 （95%CI 0.579-0.883）。结论    基于cN分期、是否为印戒细胞癌以及CPS评分构建的列线图和贝叶斯回归模型能够有效筛选胃癌新辅助免疫治疗敏感人群，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散发性甲状腺髓样癌（MTC）占全部甲状腺髓样癌的75%～80%，早期常出现淋巴结或远处转移，预后差异较大。遗传学研究表明，约60%的病例存在RET基因体细胞突变，其中RET M918T突变最常见，提示肿瘤侵袭性强；RAS基因突变与RET突变多呈互斥关系。血清降钙素（Ctn）是最敏感且特异性最高的标记物，术前水平可预测淋巴结转移风险。Ctn及癌胚抗原（CEA）的倍增时间是关键预后指标。超声结合CT或磁共振成像有助于提高转移检出率，18F-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18F-FDG PET/CT）及68Ga生长抑素受体显像在复发监测中具有价值。治疗以手术为主，多数指南推荐全甲状腺切除联合中央区淋巴结清扫，部分低危病人经严格评估可行单侧腺叶切除，颈侧区淋巴结清扫需个体化决策。对于晚期或不可切除病人，靶向治疗成为重要选择，RET抑制剂显示出更高疗效。预后评估需结合基因突变类型、Ctn及CEA动态变化，以制定个体化随访与治疗方案。未来，基于分子特征的精准诊疗策略有望提高病人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胰腺癌是一种预后极差的恶性肿瘤，其5年生存率仅约为10%。由于缺乏有效的早期筛查手段，胰腺癌通常在发现时已是侵犯血管的局部晚期或远处转移，临床治疗十分困难。近年来，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MDT）模式下，精准放射治疗技术取得多项突破。新辅助或根治性立体定向体部放射治疗（SBRT）联合高效化疗可实现高R0切除率并显著延长总生存期（OS）；磁共振引导放疗（MRgRT）与在线自适应技术支持下的立体定向磁共振引导放疗（SMART）进一步提高了生物等效剂量（BED）至＞70 Gy水平，同时将≥3级毒性控制在3%以下。临床研究显示，局部控制率和二次治疗延迟获益显著。当前挑战包括放疗最佳时间窗、个体化靶区和剂量优化，以及生物标记物指导下的联合免疫或靶向治疗策略。未来需建立基于高级证据的标准化放疗联合方案，探索肿瘤微环境和DNA修复通路相关的放疗抵抗机制，并推进放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靶向药物等多模态组合，以期为胰腺癌病人提供更安全有效的综合治疗路径。

胰腺癌是全球范围内高致死率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多数病人在确诊时已丧失手术指征，系统性治疗成为其关键治疗手段。目前，化疗仍是胰腺癌系统治疗的基石，但传统化疗方案存在疗效不足及毒副反应显著等问题。近年来，化疗药物剂型的革新、经典靶点药物的研发、新型靶点的发现、抗体偶联药物的应用、免疫治疗的探索以及肿瘤疫苗和细胞治疗等领域的创新，在胰腺癌治疗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改善病人预后带来新希望。

目的    分析胰头区肿瘤病人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围手术期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PEI）的影响因素。方法    前瞻性纳入2023年8月至2024年11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胰腺中心收治的拟行PD治疗的266例胰头区肿瘤病人，检测术前和术后1个月病人粪便弹性蛋白酶-1（FE-1）水平，以FE-1 <200 μg/g诊断为PEI。结合病人基线指标、病理类型、手术并发症及术后营养指标等资料，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EI的危险因素。结果    （1）术前PEI：发生率为32.2%（57/177），其中胰头癌病人为45.2%（42/9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示，术前合并糖尿病（OR=11.49，95%CI 2.36-67.45，P=0.004）、胰头癌（OR=3.16，95%CI 1.28-8.26，P=0.015）、肿瘤体积≥6 cm3（OR=2.99，95%CI 1.23-7.57，P=0.017）、男性（OR=3.05，95%CI 1.20-8.25，P=0.022）、术前主胰管直径≥6 mm（OR=2.86，95%CI 1.11-7.60，P=0.031）、术前BMI<24（OR=2.96，95%CI 1.17-8.07，
P=0.027）是胰头区肿瘤病人PD术前发生PEI的独立危险因素。（2）术后PEI：发生率为85.5%（178/208），其中胰头癌病人为93%（93/1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示，术前FE-1≥500 μg/g（OR=4.03，95%CI 1.23-15.80，P=0.028）和术后胰瘘（OR=0.24，95%CI 0.07-0.73，P=0.015）是胰头区肿瘤病人PD术后发生PEI的独立影响因素。（3）围手术期指标变化：术后FE-1水平、体重、BMI、总胆固醇、白蛋白、血钙、血镁、血红蛋白、25-羟维生素D及维生素B12均较术前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胰头区肿瘤病人PD术后PEI发生率较术前升高；合并糖尿病、主胰管扩张、肿瘤体积较大、术前低水平BMI、胰头癌及男性病人是术前发生PEI的高危因素；对于术前FE-1水平较低及术后非胰瘘病人，也应警惕术后PEI的发生，必要时应予以胰酶替代治疗；PD病人术后营养指标全面恶化，建议早期强化营养治疗。

目的    筛选对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AL）有预测价值和诊断效能的病人临床特征、血液学指标及其复合指标，并构建早期诊断模型。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4年6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普通外科中心胃结直肠外科收治的行腹腔镜低位前切除术的1195例直肠癌病人的临床资料，其中训练集839例，验证集356例。收集病人临床特征指标以及术前、术后第1~3天血液学指标。根据有无AL发生分为AL组和非AL组，运用3种机器学习算法筛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特征指标，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构建AL早期诊断模型，并验证模型效果。结果    1195例病人中83例（7.0%）发生AL。3种机器学习算法共筛选出8个差异性指标：术后第2天，白细胞（WBC）、C反应蛋白-白蛋白比值（CAR）；术后第3天，WBC、预后营养指数（PNI）、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衍生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dNLR）、WBC与淋巴细胞比值（WLR）、CAR。多因素Logistic回归构建的模型由术后第3天的WBC、WLR及CAR构成，P值为0.008、0.004和<0.0001，OR值为1.2（95%CI 1.08-1.35）、1.05（95%CI 1.01-1.08）及1.61（95%CI 1.39-1.87）。训练组中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851（95%CI 0.786-0.916），敏感度为75.9%，特异度为86.9%。在验证组中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808（95%CI 0.719-0.900），敏感度为86.2%，特异度为67.3%。结论    对于行腹腔镜前切除术的直肠癌病人，术后第3天WBC、WLR、CAR是术后发生AL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构建的模型可早期诊断AL，为早期干预提供临床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