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PBA-APHPBA临床实践指南：国际德尔菲胆囊癌共识推荐》由国际肝胆胰协会（IHPBA）与亚太肝胆胰协会（APHPBA）组织全球45位专家通过德尔菲共识法制定，旨在为胆囊癌的临床实践提供统一规范。该指南重点围绕胆囊癌外科治疗争议、术语标准化及可切除性评估提出指导意见，并与国内外现有指南进行对比。胆囊癌的高危因素中，该指南强调膳食因素、环境污染物及胆石病的作用，但明确胆囊腺肌症并非风险因素，与国内指南存在分歧。对于无症状胆石病病人，共识不支持预防性胆囊切除术以降低胆囊癌风险，而国内指南则建议对高危病人实施择期手术。胆囊息肉治疗标准与国内指南一致：直径≥
1 cm的息肉需手术切除，直径≥2 cm或伴可疑特征者术前需完善CT检查。病理学检查方面，该指南建议所有胆囊切除标本均应常规行病理学检查，以降低漏诊风险。手术命名与范围中，根治性胆囊癌切除术定义为肝切除联合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清扫；胆囊癌扩大根治术则涵盖大范围肝切除、肝外器官或血管切除等。对于意外胆囊癌，T1a期病人可观察，T1b期需再手术，但需结合病人全身状况评估手术风险。肝切除术范围根据分期决定：T2期可行肝楔形切除术，T3期存在肝楔形切除或肝Ⅳb~Ⅴ段整块切除的分歧。淋巴结清扫范围首次达成全球共识：T1b期及以上病人需行标准D2清扫（No.8、No.12、No.13a淋巴结），若腹主动脉旁淋巴结（No.16b1）转移则视为远处转移，放弃手术。微创手术仅推荐用于早期病例，晚期胆囊癌不建议常规施行微创手术。该共识首次提出临界可切除/局部进展期胆囊癌（BR/LA-GBC）的评估标准，包括肝门阻塞、淋巴结转移或血管侵犯等。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被推荐用于局部进展期分期及新辅助治疗反应评估。对于转移性病例，共识推荐姑息性化疗，仅在必要时考虑姑息性手术。该指南通过规范外科治疗流程及定义推动胆囊癌管理的标准化，但受限于地区医疗差异，部分推荐内容需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应用。

日本《大肠癌治疗指南（2024年版）》（以下简称指南）于2024年7月正式发布，在继承2022年版指南核心内容的基础上，针对内镜治疗、外科手术、药物治疗和放射线治疗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与优化。指南特别更新了大肠癌分期治疗策略，并针对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性及BRAF基因突变大肠癌的新型治疗方法进行了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最新研究进展。在治疗策略方面，指南涵盖了早期大肠癌（0～Ⅲ期）和晚期大肠癌（Ⅳ期）治疗的最新证据，强调精准化和个体化治疗。此外，指南更新了直肠癌的全程新辅助治疗和非手术管理的适应证，同时引入了粒子放射线治疗作为难治性复发直肠癌的治疗选择。在Ⅳ期大肠癌的治疗方面，指南修订了血行转移的治疗策略，推荐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采用根治性切除，并纳入放射消融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作为治疗选择。药物治疗部分更新了针对不可切除或复发性大肠癌的靶向治疗方案。此外，指南调整了错配修复功能缺陷和肿瘤突变负荷高大肠癌的免疫治疗适应证，推荐帕博利珠单抗作为主要治疗方案。放射线治疗部分新增了术前和术后化学放射治疗的比较，并优化了术前放疗的适应证，以降低局部复发风险。此外，针对复发性大肠癌，指南更新了局部治疗与全身治疗的结合策略，特别是在直肠癌局部复发、远处转移灶的管理方面提供了更细致的治疗建议。

2025-03-15，日本胃癌学会发布了第7版《胃癌治疗指南》，在腹腔镜手术、保功能手术、扩大手术、围手术期化疗、基于新兴生物标记物的化疗、胃切除术后远期并发症、高龄病人治疗策略以及姑息性治疗手段等方面提出新的临床问题并予以更新。尤其是腹腔镜全胃切除术和食管胃结合部癌的微创手术的推荐度进一步明确且有提升，在保功能手术方面则提出了胃次全切除的新术式，但在围手术期治疗和转化治疗方面仍然缺乏较明确的推荐意见。从生物标记物检测技术和新的靶向药物的应用，到关注老年胃癌病人外科治疗、内镜治疗和化疗方案的制定，无一不体现了胃癌精准诊疗和个体化治疗的思路，而关注术后远期并发症则表明对于病人长期生存和生命质量的追求。

食管裂孔疝术后复发率较高，其再手术治疗需综合解剖、技术及病人特征进行个体化决策。食管裂孔疝的复发机制涉及胶原代谢异常、缝合张力过高及补片选择争议，而肥胖、高龄及Barrett食管等因素进一步增加复杂性。再手术适应证包括症状顽固（胃食管反流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问卷评分≥20分）、疝囊体积增大（>500 cm³）或急性并发症（如胃扭转）。技术策略上，生物补片（如P4HB）联合机器人辅助手术可降低复发率至4.8%，而Keyhole形补片设计较传统U形补片复发风险降低50%。术后需结合影像学检查结果（每年行CT）及生活方式干预（控制体重、戒烟），以降低二次复发风险。未来发展方向可聚焦智能补片、基因靶向及人工智能手术规划，但仍需多中心研究验证长期疗效。

近年来，相关指南和共识对复发性腹股沟疝的治疗策略有了更多新的认识。国际相关指南推荐要避开前一次修补的入路来进行复发性腹股沟疝的治疗，并强调预防疝复发的重要性；国内相关指南和共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经验，在不同疝病群体中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治疗策略，同时强调根据医生经验和病人情况进行个体化的治疗策略。未来随着微创技术和修复材料的发展，复发腹股沟疝的防治策略将持续演进。

腹壁疝术后复发是外科治疗的重要挑战，其成因涉及病人个体特征、手术技术、补片材料及围手术期管理等多维度因素。疝病自身维度中，肥胖、糖尿病及吸烟等通过代谢异常与组织修复抑制等机制增加疝复发风险，需术前减重、控制血糖及戒烟干预；技术维度强调筋膜闭合完整性及污染环境下补片选择；材料维度提出补片大小、载药修饰与力学匹配的重要性；围手术期管理维度涵盖转化治疗与数字化预警系统。未来需整合多维度策略，优化个体化治疗，降低复发风险。

造口旁疝（PSH）的治疗是疝外科的难题之一，复发性PSH的处理更具有挑战性，处理方式与初发PSH有所不同。复发性PSH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肥胖、免疫抑制、腹内压增加和术后切口感染。术前需完善CT评估，考虑造口还纳或移位可能。复发性PSH的手术难度较大，并发症较多，手术方法存在不确定性，建议根据病人前次修补术方法、合并症情况和身体状态，由疝专业医师制定个体化的手术方案。

肥胖合并复发性腹壁疝（RVH）病人的外科治疗是临床实践中必需面对的一大挑战。了解肥胖合并RVH病人的解剖与病理生理学特点，在进行术前准确评估及包括减重在内的充分术前准备基础上制定恰当的复发性腹壁疝修补术（RVHR）治疗方案，对于提高RVH治疗效果以及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肥胖RVHR的复杂性决定了该术式应该在具有丰富经验的疝与腹壁外科中心开展，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将为未来RVHR治疗效果的进一步优化提供重要帮助。

肠瘘是克罗恩病（CD）常见的并发症，能够引发腹腔感染、脓毒症、坏死性筋膜炎等急重症，治疗过程复杂且病死率较高。CD并发肠瘘的类型多样，临床上通常分为肠外瘘和肠内瘘两大类。CD并发肠瘘不仅具备普通肠瘘的病理生理特点，还常伴随肠道炎症、营养不良及治疗药物的副反应等多种不利因素，增加了临床治疗的难度。随着生物制剂等新型药物及技术的发展，CD并发肠瘘的非手术治疗方法逐渐增多，但手术依然是其主要治疗手段。采用内外科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充分进行病情评估和预康复，才能制定最优治疗方案，从而使病人最大化获益。

肠瘘是胃肠外科手术后的常见并发症，具有较高的致死率。其发生通常由于消化液外漏，导致腹腔感染、脓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肠瘘的病理生理特征与其治疗密切相关。根据不同的病理生理变化，肠瘘可分为危重型和稳定型。危重型肠瘘通常发生在病程早期，死亡率较高，而稳定型肠瘘则为经过初步控制的病情，主要面临消化液丧失等相关问题。肠瘘的发生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并发症，包括腹腔压力升高、肺部感染和肾功能衰竭等。对于肠瘘的诊断，早期发现至关重要。直接征象如消化液外漏和腹腔感染症状变化，以及间接征象如消化酶腐蚀等都可以作为诊断依据。诊断的及时性对制定治疗方案起着决定性作用，能有效避免病死率的上升。随着内镜技术的不断进步，肠瘘的治疗方法逐渐多样化，内镜下的负压治疗和黏膜清创等新技术为肠瘘的自愈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治疗方面，肠瘘的管理需要分阶段进行。危重病情阶段应以挽救生命为首要任务，采取液体管理、抗感染治疗、感染源控制等综合手段；病情逐步稳定后，治疗重点转向促进自愈，减少手术干预的必要性，辅以营养支持和预康复治疗。尽管阶段性治疗策略已在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但肠瘘的治疗仍面临许多挑战，特别是在个体化治疗和长期管理方面。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肠瘘的病理生理特征及治疗方案的优化，以期实现更高的治愈率和更好的病人预后。

腹腔干狭窄（CAS）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之一。CAS与PD术后胰瘘、胆漏、肝缺血及胃排空障碍等并发症显著相关，甚至有可能增加围手术期死亡率。CAS的诊断主要依赖CT、MRI或动脉造影，狭窄程度＞50%可明确诊断。其病因分为腔外压迫（如膈肌正中弓状韧带压迫）和腔内病变（如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动脉粥样硬化相关CAS占比显著升高。由于腹腔干（CA）与肠系膜上动脉（SMA）存在侧支循环血管，发生CAS时，依赖胰头区侧支循环血管经过胃十二指肠动脉（GDA）维持腹腔干的血供。PD需要离断胰头区血管和GDA，破坏了上述侧支循环血管，导致肝脏、脾脏及残胰缺血，进而引发严重术后并发症。针对CAS的处理需个体化制定策略。术前影像学评估应重点关注腹腔干开口狭窄征象及胰头区异常曲张血管。对于动脉斑块所致CAS，可考虑血管内支架置入或球囊扩张；若为正中弓状韧带压迫，则术中行韧带松解术。若术中发现CAS，可保留胃十二指肠动脉或进行血管重建（如腹腔干再植）。对于无法保留胃十二指肠动脉的病例，术后需警惕肝脏和脾脏以及残胰的缺血，必要时及时行血管介入治疗。尽管有报道部分病例未经干预亦可恢复，但多因素分析表明，重度CAS是术后肝灌注不全和胰瘘的独立危险因素。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合并CAS的病人将进一步增加。胰腺外科医师需加强术前影像学评估，早期识别CAS并制定干预方案，以降低术后并发症风险。多学科协作与标准化诊疗流程的建立是未来优化此类病人预后的重要方向。

肠瘘通过引起腹腔感染、加剧内稳态失衡及增加营养风险等途径增加了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的病死率，是SAP晚期较为棘手的并发症。肠瘘的发生机制与胰周组织压迫侵蚀、肠道血运障碍和医源性操作密切相关。早期诊断的关键在于提高对肠瘘的警惕性，灵活运用CT、消化道及窦道造影和胃肠镜等技术明确瘘口位置。SAP继发肠瘘的外科治疗策略遵循分阶段治疗原则：非手术治疗阶段强调以感染源控制为核心，联合肠内营养、器官功能支持等积极促进肠瘘自愈；确定性手术阶段的策略则取决于瘘口位置，对胃、十二指肠等高位瘘优先保守治疗，而结肠瘘则需更积极的手术干预。

肠瘘是切口疝修补术后的灾难性并发症，病人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腹壁及腹腔感染。后续继发的脓毒血症、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及感染性休克等情况，严重威胁着病人生命安全。与普通肠瘘的处理不同，切口疝修补术中留置的人工合成补片增加了肠瘘后续处理的难度。肠瘘引发的腹腔感染是病人高死亡率的始动因素，尽早诊断和及时有效的外科干预是降低病人死亡率的关键。切口疝术后肠瘘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基于损伤控制性手术（DCS）理念结合肠瘘病理生理特征制定的阶梯性治疗策略为切口疝术后肠瘘治疗提供了重要思路。

目的    探讨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手术治疗胃癌或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5月至2023年8月上海市5家大型三甲医院收治的112例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联合或不联合靶向治疗进行转化治疗的胃癌或AEG手术病人的临床资料，其中cⅣA期43例，cⅣB期69例。免疫治疗药物均为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化疗方案主要为SOX方案（奥沙利铂+替吉奥）、XEL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等，靶向治疗药物包括曲妥珠单抗和阿帕替尼。观察指标有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手术情况及相关并发症、转化治疗后的疗效评价以及预后生存情况。结果    112例病人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主要为骨髓抑制、疲乏等，其中Ⅲ级及以上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占30.4%（34/112）；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主要为皮疹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发生率为19.6%（22/112）。术前治疗周期为4（4，6）个。R0手术切除率为82.1%（92/112）。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14.3%（16/112），主要为吻合口漏、乳糜漏等，其中Clavien-Dindo分级Ⅰ～Ⅱ级并发症13例（11.6%），Ⅲ级并发症3例（2.7%），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客观缓解率为79.5%（89/112），病理完全缓解率为20.5%（22/112），主要病理缓解率为44.6%（50/112）。中位随访时间为22.6（95%CI 19.8-25.4）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37.3（95%CI 20.6-54.0）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22.5（95%CI 15.8-29.2）个月。1年、2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6.6%、65.0%，1年、2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73.2%、44.9%。结论    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手术治疗的晚期胃癌或AEG病人预后良好，且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均处于可接受范围。

复发性腹股沟疝的治疗有一定难度，开放或腹腔镜修补的疗效均低于初发疝。国际相关指南关于前层修补术后复发疝选择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LIHR）的治疗原则没有争议，但后层修补术后采用开放手术的观点，近年来受到质疑和挑战。《腹腔镜腹股沟疝手术焦点问题中国专家共识》指出，此类复发疝不再是LIHR的禁忌证，如术者经验丰富可以做到安全且有效。LIHR治疗复发疝的探查意义是其他术式所不能替代的，推荐首选经腹腹膜前修补术（TAPP），绝大多数病例可完成手术，如有困难可及时改为开放修补术。LIHR术中应合理利用原补片，非特殊情况不取补片。新补片量身定制，进行复发区域的局部修补替代全肌耻骨孔的标准修复。充分利用皱襞或疝囊组织，通过腹膜成形完整覆盖补片，不轻易采用腹腔内补片修补术（IPOM）或经腹部分腹膜外修补术（TAPE）。缺损关闭、机器人辅助等技术可能有所获益。

如何有效地修复巨大腹壁切口疝、重建腹壁、降低术后并发症一直是困扰疝和腹壁外科医师的问题，组织分离技术与补片加强修补相结合往往能够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对腹壁进行有效重建，但仍有复发情况发生，再次处理较为棘手，需要对整体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合理选择治疗策略和手术方案。

目的    统计分析中国多地区2024年度减重与代谢手术开展情况。方法    基于大中华减重与代谢手术数据库数据登记工作，统计分析2024年度各地区开展减重与代谢手术情况以及2018-2024年度随访情况，并对病人人口学信息、肥胖相关疾病、手术信息、随访信息等进行统计学描述和分析。结果    2024年度，来自24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共68家中心上传临床数据至大中华减重与代谢手术数据库，登记有效病例7762例。术前体重指数（BMI）为38.6（25.1，82.1）。女性病人5463例（70.5%），年龄33（12，69）岁；男性病人2283例（29.5%），年龄32（10，69）岁。在所有有效病例中，22.1%的病人在术前合并2型糖尿病，90.5%合并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50.7%合并高血压，53.1%合并阻塞型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17.1%的女性病人术前合并多囊卵巢综合征。手术方式方面，胃袖状切除术（SG）占87.60%，胃袖状切除联合双通道术（SG-TB）占3.59%，Roux-en-Y胃旁路术（RYGB）占3.43%，单吻合口胃旁路术（OAGB）占2.56%，胃袖状切除联合空肠空肠旁路术（SG-JJB）占2.14%，胃袖状切除联合单吻合口十二指肠回肠旁路术/单吻合口十二指肠转位术（SADI-S/OADS）占0.44%，胃袖状切除联合十二指肠空肠旁路术（SG-DJB）占0.05%，胃袖状切除联合袢式十二指肠空肠旁路术（SG-LDJB）占0.01%，其他手术方式占0.18%。2018-2024年度随访信息显示，不同肥胖症分级（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组间多余体重减少率（%EWL）与总体重减少率（%TWL）随时间变化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P<0.001）。结论    通过对2024年度数据报告分析，中国接受减重与代谢手术病人主要以中青年为主，女性病人居多，术前合并肥胖相关疾病占比高，SG仍为主流术式。术后中长期减重水平显著，不同肥胖症程度术后结局存在差异特征。2024年度报告研究反映了中国减重与代谢外科学科发展动态，为与既往年度数据、国际数据对比提供了重要基础。

2025年3月，日本胃癌学会发布了第7版《胃癌治疗指南》，其汇集最新高级别循证医学研究成果，成为最新的胃癌治疗方针；同时，以临床问题为主导，提出关于胃癌手术、管理和药物治疗等具体问题，针对性极强，有助于临床实践。通过对临床问题的解析，由此能够展望胃癌治疗的新策略。

胰腺癌恶性程度高，早期诊断手段缺乏，大多数病人确诊时已为不可切除晚期，5年生存率仅约13%。传统吉西他滨化疗及单一靶向（如EGFR抑制剂、KRAS抑制剂）治疗效果有限，主要因高密度胶原与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形成耐药屏障及肿瘤高度异质性。系统生物学整合多组学实现精准分子亚型划分，并结合网络药理学筛选多靶点联合方案，以克服耐药与免疫抑制微环境。数字孪生平台可模拟病人肿瘤进展与药物响应，指导个体化治疗优化。临床试验结果显示，KRAS G12D抑制剂MRTX1133、KRAS G12C抑制剂adagrasib与sotorasib及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在特定分子背景下具有协同抗肿瘤活性。多靶点联合策略配合人工智能与实时动态监测，有望提升胰腺癌治疗效果，改善预后。

日本胃癌学会于2025年3月正式发布了其最新修订的第7版日本《胃癌治疗指南》。该版本在继承之前版本指南精髓的基础上，根据最新临床研究结果和探索进行了修订与更新，全面覆盖了内镜治疗、外科治疗以及内科治疗等胃癌治疗领域的重要课题，并根据这些临床课题进一步充实了临床问题部分。

肝脏是胰腺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胰腺癌肝转移病人预后较差。近年来，随着系统性全身治疗及局部治疗手段的不断应用，该类病人的生存期已获得一定改善。目前，以吉西他滨和氟尿嘧啶为基础的化疗方案仍为胰腺癌肝转移病人最主要的治疗方式。靶向治疗方面，奥拉帕利、KRAS抑制剂等针对特定基因突变的药物已展现出一定的治疗潜力。免疫治疗在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功能缺陷（dMMR）亚型病人中疗效显著，但整体疗效仍有限。免疫联合化疗可能成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局部治疗方面，“转化治疗”模式使部分胰腺癌肝转移病人获得手术机会，显著改善其预后。射频消融、介入治疗和放射治疗等局部治疗手段可提高肝转移病人的局部控制率。当前，胰腺癌肝转移病人的治疗仍面临多项挑战，包括系统性药物治疗手段有限、寡转移定义尚不统一、手术适应证缺乏共识等。未来有待开发新型靶向药物和免疫联合治疗策略，进一步完善多学科全程管理体系，推动胰腺癌肝转移治疗向慢病管理模式转变。

腹腔粘连是腹部手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率可高达90%，尤其在肠瘘等复杂腹部疾病中更易形成广泛而致密的粘连。精准评估腹腔粘连对优化治疗和降低并发症风险至关重要。当前腹腔粘连评估方法包括临床评估、影像学评估、生物标记物检测及手术探查。临床评估通过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提供粘连线索，但难以准确判断粘连部位和严重程度。影像学评估中，超声可显示腹腔内器官运动状态及内脏滑动征，但对深部粘连显示效果较差；常规计算机断层扫描（CT）仅能间接提示粘连存在；动态磁共振成像（Cine MRI）通过捕捉器官动态活动，评估准确率可达90%。生物标记物如C反应蛋白（CRP）和白细胞介素-6（IL-6）与粘连严重程度相关，但特异性不足。手术探查虽为"金标准"，但因其侵入性不适合常规诊断。腹腔粘连评分系统包括美国生殖医学学会粘连分级、Nair评分系统和临床粘连评分（CLAS），其中，CLAS结合了粘连相关并发症和再手术难度等多维参数，其观察者间可靠性高达0.95。精准评估腹腔粘连可指导手术入路选择、预测术后并发症风险及指导抗粘连策略应用。未来研究方向包括：多组学联合分析探索特异性分子网络；建立多模态数据综合评估体系；开发风险分层的评估体系；研发新型抗粘连材料和药物。尽管腹腔粘连评估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敏感度低、特异性不足、缺乏统一标准等挑战。开发精准、无创或微创的评估方法，建立风险预测模型，并推动临床转化研究，是改善病人临床结局的关键。

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消化道肿瘤之一，病人总体5年生存率仅为13%。近年来，随着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深入，基于分子分型及靶向干预的个体化治疗策略成为发展方向，逐步从“异病同治”向“同病异治”转变。同时，多学科协作模式与病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广泛实践进一步优化了综合治疗体系，既防止治疗不足，又力求避免过度治疗。然而，胰腺癌的高度异质性、关键驱动基因靶向干预手段匮乏、肿瘤细胞原发及获得性耐药、免疫抑制性微环境等生物学特征，仍严重制约精准分子分型及个体化治疗的发展，导致病人预后未显著改善，临床诊治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分子分型（经典型、原浆型、准间质型、鳞状型等）与临床表型之间存在关联；液体活检技术可用于辅助早期诊断及动态监测。靶向治疗方面聚焦于KRAS及耐药机制的研究；免疫治疗需突破低免疫原性及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的限制，多项联合治疗策略正在临床探索。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有望优化影像诊断、分子分型和术中导航等环节。未来需加强多学科协作，将分子分型、靶向和免疫治疗以及AI技术有机结合，以实现胰腺癌精准化综合治疗。

放射治疗是盆腔恶性肿瘤常用的治疗方法，但放射剂量的积累可能导致放射性肠损伤（RII）。肠瘘是RII的严重并发症，显著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由于RII在急性期和慢性期的病理生理差异，针对不同阶段的肠瘘应采取不同的治疗策略。对于急性RII合并肠瘘，应以“损伤控制”为主要指导原则，采用创伤较小的治疗方法尽可能迅速地控制感染。对于慢性RII合并肠瘘，应力争进行放射性损伤“责任病灶”的确定性切除。RII合并肠瘘常累及盆腔邻近器官，因此，应树立整体盆腔观念，结合多学科协作进行病情的综合评估，从而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肠造口转流术是重要的过渡性治疗手段，合理应用可为病情危重的病人创造二期手术的机会。对于存在多器官瘘或复杂瘘的病人，联合器官切除或全盆腔器官切除是最终的治疗选择。

目的    分析接受新辅助化疗的局部进展期胃癌病人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效果，探讨胃癌新辅助化疗的潜在获益人群筛选条件。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22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胃外科收治的接受新辅助化疗后行胃癌D2根治术的267例局部进展期胃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根据术后病理学肿瘤退缩分级评估新辅助化疗的效果，分为获益组（157例）与不获益组（110例）。对比两组病人新辅助化疗前后各项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因素分析。结果    获益组和不获益组病人接受新辅助化疗前的临床N分期、肿瘤Lauren分型、印戒细胞癌类型、血清肿瘤标记物（CA19-9和CA72-4）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示，两组肿瘤大小、病理T和N分期、脉管浸润及神经侵犯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病人总生存期和无复发生存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获益群体生存期延长。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临床N分期早（OR=0.087，95%CI 0.019-0.401，P=0.002）、Lauren分型非弥漫型（OR=0.625，95%CI 0.431-0.906，P=0.013）、非印戒细胞癌（OR=3.178，95%CI 1.701-5.937，P＜0.001）是局部进展期胃癌病人新辅助化疗获益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局部进展期胃癌病人中新辅助化疗获益者的特点主要包括临床N分期早、Lauren分型非弥漫型、非印戒细胞癌、血清肿瘤标记物表达水平低、肿瘤直径小、无脉管和神经侵犯；临床早期N分期、非弥漫型胃癌以及非印戒细胞癌是影响局部进展期胃癌病人新辅助化疗获益的独立预测因素，联合指标分析有助于及时调整肿瘤综合治疗策略。

第7版日本《胃癌治疗指南》基于目前的证据，对于胃癌胃切除手术、淋巴结清扫和微创手术（腹腔镜手术和机器人手术）等相关问题，提出了新的指导意见，充分理解和把握这些新的治疗方针，对于外科临床实践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