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PBA-APHPBA临床实践指南：国际德尔菲胆囊癌共识推荐》由国际肝胆胰协会（IHPBA）与亚太肝胆胰协会（APHPBA）组织全球45位专家通过德尔菲共识法制定，旨在为胆囊癌的临床实践提供统一规范。该指南重点围绕胆囊癌外科治疗争议、术语标准化及可切除性评估提出指导意见，并与国内外现有指南进行对比。胆囊癌的高危因素中，该指南强调膳食因素、环境污染物及胆石病的作用，但明确胆囊腺肌症并非风险因素，与国内指南存在分歧。对于无症状胆石病病人，共识不支持预防性胆囊切除术以降低胆囊癌风险，而国内指南则建议对高危病人实施择期手术。胆囊息肉治疗标准与国内指南一致：直径≥
1 cm的息肉需手术切除，直径≥2 cm或伴可疑特征者术前需完善CT检查。病理学检查方面，该指南建议所有胆囊切除标本均应常规行病理学检查，以降低漏诊风险。手术命名与范围中，根治性胆囊癌切除术定义为肝切除联合肝十二指肠韧带淋巴结清扫；胆囊癌扩大根治术则涵盖大范围肝切除、肝外器官或血管切除等。对于意外胆囊癌，T1a期病人可观察，T1b期需再手术，但需结合病人全身状况评估手术风险。肝切除术范围根据分期决定：T2期可行肝楔形切除术，T3期存在肝楔形切除或肝Ⅳb~Ⅴ段整块切除的分歧。淋巴结清扫范围首次达成全球共识：T1b期及以上病人需行标准D2清扫（No.8、No.12、No.13a淋巴结），若腹主动脉旁淋巴结（No.16b1）转移则视为远处转移，放弃手术。微创手术仅推荐用于早期病例，晚期胆囊癌不建议常规施行微创手术。该共识首次提出临界可切除/局部进展期胆囊癌（BR/LA-GBC）的评估标准，包括肝门阻塞、淋巴结转移或血管侵犯等。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被推荐用于局部进展期分期及新辅助治疗反应评估。对于转移性病例，共识推荐姑息性化疗，仅在必要时考虑姑息性手术。该指南通过规范外科治疗流程及定义推动胆囊癌管理的标准化，但受限于地区医疗差异，部分推荐内容需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应用。

日本《大肠癌治疗指南（2024年版）》（以下简称指南）于2024年7月正式发布，在继承2022年版指南核心内容的基础上，针对内镜治疗、外科手术、药物治疗和放射线治疗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与优化。指南特别更新了大肠癌分期治疗策略，并针对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性及BRAF基因突变大肠癌的新型治疗方法进行了调整，以更好地适应最新研究进展。在治疗策略方面，指南涵盖了早期大肠癌（0～Ⅲ期）和晚期大肠癌（Ⅳ期）治疗的最新证据，强调精准化和个体化治疗。此外，指南更新了直肠癌的全程新辅助治疗和非手术管理的适应证，同时引入了粒子放射线治疗作为难治性复发直肠癌的治疗选择。在Ⅳ期大肠癌的治疗方面，指南修订了血行转移的治疗策略，推荐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采用根治性切除，并纳入放射消融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作为治疗选择。药物治疗部分更新了针对不可切除或复发性大肠癌的靶向治疗方案。此外，指南调整了错配修复功能缺陷和肿瘤突变负荷高大肠癌的免疫治疗适应证，推荐帕博利珠单抗作为主要治疗方案。放射线治疗部分新增了术前和术后化学放射治疗的比较，并优化了术前放疗的适应证，以降低局部复发风险。此外，针对复发性大肠癌，指南更新了局部治疗与全身治疗的结合策略，特别是在直肠癌局部复发、远处转移灶的管理方面提供了更细致的治疗建议。

随着全球甲状腺癌发病率逐年上升，国内外颁布众多指南不断更新，旨在规范甲状腺癌诊疗。日本继2010年10月和2018年12月发布第一和第二版《甲状腺肿瘤诊疗指南》之后，于2024年4月正式发布第三版指南。日本指南从自身的临床实践出发提出问题，以该国的循证医学证据为主做出推荐，值得借鉴和学习。新版指南外科治疗部分推荐意见更加细化、手术策略趋于保守、更注重手术安全管理和功能保护。

外科治疗是胆囊癌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进展期胆囊癌术后肿瘤复发率高、预后较差。周围神经侵犯是胆囊癌侵袭发展早期的关键性事件，也是影响进展期胆囊癌外科治疗结局的重要不利因素。提高术前周围神经侵犯诊断的准确性以制订、实施个体化手术方案，实现癌细胞隐匿残留风险区域清扫的彻底性，以及术后辅助性放、化疗等多模式治疗策略，对降低与周围神经侵犯相关的肿瘤复发风险、整体提升进展期胆囊癌外科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周围神经侵犯生物标记物、高场强MRI解剖或功能或代谢多模态数据、影像组学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建立智慧诊断模型，以及开展基于术中荧光示踪的合理肿瘤切除及区域清扫范围和围手术期放疗联合靶向或免疫治疗等临床研究，将为构建进展期胆囊癌个体化多模式诊治方案提供证据。

2025-03-15，日本胃癌学会发布了第7版《胃癌治疗指南》，在腹腔镜手术、保功能手术、扩大手术、围手术期化疗、基于新兴生物标记物的化疗、胃切除术后远期并发症、高龄病人治疗策略以及姑息性治疗手段等方面提出新的临床问题并予以更新。尤其是腹腔镜全胃切除术和食管胃结合部癌的微创手术的推荐度进一步明确且有提升，在保功能手术方面则提出了胃次全切除的新术式，但在围手术期治疗和转化治疗方面仍然缺乏较明确的推荐意见。从生物标记物检测技术和新的靶向药物的应用，到关注老年胃癌病人外科治疗、内镜治疗和化疗方案的制定，无一不体现了胃癌精准诊疗和个体化治疗的思路，而关注术后远期并发症则表明对于病人长期生存和生命质量的追求。

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异质性较强，预后影响因素复杂，如何规范诊疗以进一步提高病人长期生存质量是临床所面临的难题。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于2024年1月颁布了第9版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分期系统。相较于第8版，第9版分期系统做出如下更新：对胃、十二指肠/壶腹、阑尾及结肠/直肠的Nx肿瘤进一步分期；强调内镜诊断及治疗的重要作用；重视质子泵抑制剂（PPI）相关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诊治；以及某些诊断标记物及预后影响因子的更新，整体分期趋于精准化、综合化。AJCC肿瘤分期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权威的影响力，期待未来更多循证医学证据的问世，从而使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治疗更加规范。

食管裂孔疝术后复发率较高，其再手术治疗需综合解剖、技术及病人特征进行个体化决策。食管裂孔疝的复发机制涉及胶原代谢异常、缝合张力过高及补片选择争议，而肥胖、高龄及Barrett食管等因素进一步增加复杂性。再手术适应证包括症状顽固（胃食管反流病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问卷评分≥20分）、疝囊体积增大（>500 cm³）或急性并发症（如胃扭转）。技术策略上，生物补片（如P4HB）联合机器人辅助手术可降低复发率至4.8%，而Keyhole形补片设计较传统U形补片复发风险降低50%。术后需结合影像学检查结果（每年行CT）及生活方式干预（控制体重、戒烟），以降低二次复发风险。未来发展方向可聚焦智能补片、基因靶向及人工智能手术规划，但仍需多中心研究验证长期疗效。

近年来，相关指南和共识对复发性腹股沟疝的治疗策略有了更多新的认识。国际相关指南推荐要避开前一次修补的入路来进行复发性腹股沟疝的治疗，并强调预防疝复发的重要性；国内相关指南和共识结合中国的实际经验，在不同疝病群体中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治疗策略，同时强调根据医生经验和病人情况进行个体化的治疗策略。未来随着微创技术和修复材料的发展，复发腹股沟疝的防治策略将持续演进。

老龄化加剧使衰弱成为影响老年外科病人预后的关键因素，衰弱可显著增加术后并发症、死亡及非正常离院等不良结局的发生风险。因此，在围手术期中识别和评估衰弱状态尤为重要。当前常用的衰弱评估工具包括Fried衰弱表型、衰弱指数、临床衰弱量表和老年综合评估等，但因评估复杂、缺乏统一标准，临床实施率较低。通过老年筛查工具-8初筛并结合老年综合评估的“两步筛查”策略，可实现对高风险病人的高效、全面评估，从而推动精准干预。人工智能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为衰弱评估的自动化和个性化提供了有利条件，未来有望促进衰弱评估的标准化应用，进一步优化老年外科病人管理流程，改善术后生活质量。

腹壁疝术后复发是外科治疗的重要挑战，其成因涉及病人个体特征、手术技术、补片材料及围手术期管理等多维度因素。疝病自身维度中，肥胖、糖尿病及吸烟等通过代谢异常与组织修复抑制等机制增加疝复发风险，需术前减重、控制血糖及戒烟干预；技术维度强调筋膜闭合完整性及污染环境下补片选择；材料维度提出补片大小、载药修饰与力学匹配的重要性；围手术期管理维度涵盖转化治疗与数字化预警系统。未来需整合多维度策略，优化个体化治疗，降低复发风险。

造口旁疝（PSH）的治疗是疝外科的难题之一，复发性PSH的处理更具有挑战性，处理方式与初发PSH有所不同。复发性PSH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肥胖、免疫抑制、腹内压增加和术后切口感染。术前需完善CT评估，考虑造口还纳或移位可能。复发性PSH的手术难度较大，并发症较多，手术方法存在不确定性，建议根据病人前次修补术方法、合并症情况和身体状态，由疝专业医师制定个体化的手术方案。

肥胖合并复发性腹壁疝（RVH）病人的外科治疗是临床实践中必需面对的一大挑战。了解肥胖合并RVH病人的解剖与病理生理学特点，在进行术前准确评估及包括减重在内的充分术前准备基础上制定恰当的复发性腹壁疝修补术（RVHR）治疗方案，对于提高RVH治疗效果以及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肥胖RVHR的复杂性决定了该术式应该在具有丰富经验的疝与腹壁外科中心开展，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将为未来RVHR治疗效果的进一步优化提供重要帮助。

目前，肝移植已成为终末期肝病的常规治疗手段，供肝的严重短缺促使活体肝移植技术逐渐应用于临床。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我国活体肝移植技术日渐成熟，已经成为扩大供肝池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与尸体肝移植相比，活体肝移植技术复杂，需要手术团队在术前评估和手术规划过程中更加精细才能保证供受体围手术期的安全，还需要更加完善的随访体系来提高供受体术后长期生存质量。

肠瘘是胃肠外科手术后的常见并发症，具有较高的致死率。其发生通常由于消化液外漏，导致腹腔感染、脓毒症、多器官功能衰竭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肠瘘的病理生理特征与其治疗密切相关。根据不同的病理生理变化，肠瘘可分为危重型和稳定型。危重型肠瘘通常发生在病程早期，死亡率较高，而稳定型肠瘘则为经过初步控制的病情，主要面临消化液丧失等相关问题。肠瘘的发生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并发症，包括腹腔压力升高、肺部感染和肾功能衰竭等。对于肠瘘的诊断，早期发现至关重要。直接征象如消化液外漏和腹腔感染症状变化，以及间接征象如消化酶腐蚀等都可以作为诊断依据。诊断的及时性对制定治疗方案起着决定性作用，能有效避免病死率的上升。随着内镜技术的不断进步，肠瘘的治疗方法逐渐多样化，内镜下的负压治疗和黏膜清创等新技术为肠瘘的自愈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治疗方面，肠瘘的管理需要分阶段进行。危重病情阶段应以挽救生命为首要任务，采取液体管理、抗感染治疗、感染源控制等综合手段；病情逐步稳定后，治疗重点转向促进自愈，减少手术干预的必要性，辅以营养支持和预康复治疗。尽管阶段性治疗策略已在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但肠瘘的治疗仍面临许多挑战，特别是在个体化治疗和长期管理方面。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肠瘘的病理生理特征及治疗方案的优化，以期实现更高的治愈率和更好的病人预后。

肠瘘是克罗恩病（CD）常见的并发症，能够引发腹腔感染、脓毒症、坏死性筋膜炎等急重症，治疗过程复杂且病死率较高。CD并发肠瘘的类型多样，临床上通常分为肠外瘘和肠内瘘两大类。CD并发肠瘘不仅具备普通肠瘘的病理生理特点，还常伴随肠道炎症、营养不良及治疗药物的副反应等多种不利因素，增加了临床治疗的难度。随着生物制剂等新型药物及技术的发展，CD并发肠瘘的非手术治疗方法逐渐增多，但手术依然是其主要治疗手段。采用内外科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充分进行病情评估和预康复，才能制定最优治疗方案，从而使病人最大化获益。

腹腔干狭窄（CAS）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之一。CAS与PD术后胰瘘、胆漏、肝缺血及胃排空障碍等并发症显著相关，甚至有可能增加围手术期死亡率。CAS的诊断主要依赖CT、MRI或动脉造影，狭窄程度＞50%可明确诊断。其病因分为腔外压迫（如膈肌正中弓状韧带压迫）和腔内病变（如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动脉粥样硬化相关CAS占比显著升高。由于腹腔干（CA）与肠系膜上动脉（SMA）存在侧支循环血管，发生CAS时，依赖胰头区侧支循环血管经过胃十二指肠动脉（GDA）维持腹腔干的血供。PD需要离断胰头区血管和GDA，破坏了上述侧支循环血管，导致肝脏、脾脏及残胰缺血，进而引发严重术后并发症。针对CAS的处理需个体化制定策略。术前影像学评估应重点关注腹腔干开口狭窄征象及胰头区异常曲张血管。对于动脉斑块所致CAS，可考虑血管内支架置入或球囊扩张；若为正中弓状韧带压迫，则术中行韧带松解术。若术中发现CAS，可保留胃十二指肠动脉或进行血管重建（如腹腔干再植）。对于无法保留胃十二指肠动脉的病例，术后需警惕肝脏和脾脏以及残胰的缺血，必要时及时行血管介入治疗。尽管有报道部分病例未经干预亦可恢复，但多因素分析表明，重度CAS是术后肝灌注不全和胰瘘的独立危险因素。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合并CAS的病人将进一步增加。胰腺外科医师需加强术前影像学评估，早期识别CAS并制定干预方案，以降低术后并发症风险。多学科协作与标准化诊疗流程的建立是未来优化此类病人预后的重要方向。

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慢性病和终末期器官衰竭病人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器官移植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却受限于供体器官的严重短缺。在此背景下，异种移植作为一种潜在的替代方案，展现出了弥补器官、组织和细胞供需缺口的巨大潜力。得益于基因编辑、免疫抑制和器官保存等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异种移植临床应用的可行性日益增强。尽管如此，异种移植的临床应用目前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肠瘘通过引起腹腔感染、加剧内稳态失衡及增加营养风险等途径增加了重症急性胰腺炎（SAP）的病死率，是SAP晚期较为棘手的并发症。肠瘘的发生机制与胰周组织压迫侵蚀、肠道血运障碍和医源性操作密切相关。早期诊断的关键在于提高对肠瘘的警惕性，灵活运用CT、消化道及窦道造影和胃肠镜等技术明确瘘口位置。SAP继发肠瘘的外科治疗策略遵循分阶段治疗原则：非手术治疗阶段强调以感染源控制为核心，联合肠内营养、器官功能支持等积极促进肠瘘自愈；确定性手术阶段的策略则取决于瘘口位置，对胃、十二指肠等高位瘘优先保守治疗，而结肠瘘则需更积极的手术干预。

肠瘘是切口疝修补术后的灾难性并发症，病人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腹壁及腹腔感染。后续继发的脓毒血症、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及感染性休克等情况，严重威胁着病人生命安全。与普通肠瘘的处理不同，切口疝修补术中留置的人工合成补片增加了肠瘘后续处理的难度。肠瘘引发的腹腔感染是病人高死亡率的始动因素，尽早诊断和及时有效的外科干预是降低病人死亡率的关键。切口疝术后肠瘘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基于损伤控制性手术（DCS）理念结合肠瘘病理生理特征制定的阶梯性治疗策略为切口疝术后肠瘘治疗提供了重要思路。

目的    探讨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手术治疗胃癌或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5月至2023年8月上海市5家大型三甲医院收治的112例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联合或不联合靶向治疗进行转化治疗的胃癌或AEG手术病人的临床资料，其中cⅣA期43例，cⅣB期69例。免疫治疗药物均为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化疗方案主要为SOX方案（奥沙利铂+替吉奥）、XEL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等，靶向治疗药物包括曲妥珠单抗和阿帕替尼。观察指标有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手术情况及相关并发症、转化治疗后的疗效评价以及预后生存情况。结果    112例病人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主要为骨髓抑制、疲乏等，其中Ⅲ级及以上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占30.4%（34/112）；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主要为皮疹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发生率为19.6%（22/112）。术前治疗周期为4（4，6）个。R0手术切除率为82.1%（92/112）。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14.3%（16/112），主要为吻合口漏、乳糜漏等，其中Clavien-Dindo分级Ⅰ～Ⅱ级并发症13例（11.6%），Ⅲ级并发症3例（2.7%），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客观缓解率为79.5%（89/112），病理完全缓解率为20.5%（22/112），主要病理缓解率为44.6%（50/112）。中位随访时间为22.6（95%CI 19.8-25.4）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37.3（95%CI 20.6-54.0）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22.5（95%CI 15.8-29.2）个月。1年、2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6.6%、65.0%，1年、2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73.2%、44.9%。结论    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手术治疗的晚期胃癌或AEG病人预后良好，且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均处于可接受范围。

2024年2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2022年中国癌症发病和死亡报告》，这是基于最新全国肿瘤登记及随访监测数据进行的测算，并与国际肿瘤研究机构（IARC）同期发布的GLOBOCAN 2022的中国数据一致。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Center，报告了2022年我国癌症的发病、死亡及其趋势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