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专业委员会. 成人短肠综合征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6版）[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273-288.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01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乳腺外科学组. 早期乳腺癌多基因检测临床实践指南（2026版）[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289-293.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02
张伟, 陈孝平. “数智化”及微创外科时代肝血管瘤规范化治疗[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294-298.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03
肝血管瘤作为常见肝脏良性肿瘤，其诊治理念已由以瘤体大小为核心的经验判断，转向以症状、增长速度、并发症风险、诊断确定性及全身状况为基础的综合评估，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MDT）成为规范决策的重要前提。治疗目标强调在确保疗效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正常肝实质，减少过度治疗。手术仍是重要手段，血管瘤剥除术因更符合良性病变的解剖特点被作为优先术式，肝切除则适用于病灶深在、范围广或难以保留周围肝组织者。围手术期管理重在控制出血风险，依赖血流阻断、肝脏悬吊、低中心静脉压及精细化器械应用。微创外科持续发展，腹腔镜与机器人技术在复杂病灶处理中显示出减少创伤、加快恢复和提升精准性的优势。基于CT、MRI的三维重建、吲哚菁绿（ICG）荧光导航、增强现实（AR）及人工智能（AI）辅助决策，推动手术由经验外科走向精准外科。介入治疗方面，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ACE）已成为重要微创选择，对缩小病灶、缓解症状具有较好疗效，也可作为巨大肿瘤手术前的桥接措施，但其长期效果和适应范围仍需个体化判断。消融治疗以射频消融（RFA）和微波消融（MWA）为主，具有微创、高效特点，其中微波消融在缩短时间、减轻热沉效应和降低溶血相关风险方面更具优势。未来诊疗将沿着数智化整合、联合治疗优化、标准体系推广和个体化精准干预方向发展，以更小创伤换取更优临床结局。
杨浩, 吴卓. 影像学技术在肝血管瘤诊断及鉴别诊断中应用要点[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299-305.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04
肝血管瘤（HH）是常见肝脏良性占位性病变，临床管理的关键在于以影像证据实现准确分型、风险分层与干预决策。诊断体系以超声（US）、超声造影（CEUS）、多排螺旋CT（MDCT）及磁共振成像（MRI）协同为基础，典型征象包括动脉期边缘结节样强化、门静脉期至延迟期向心性充填，以及T2加权成像（T2WI）“灯泡征”；扩散加权成像（DWI）高信号多与T2透过效应相关，表观扩散系数（ADC）升高提示良性倾向。15%~20%病灶呈不典型表现，如硬化型、巨大病灶伴坏死液化、快速填充型，易与肝细胞癌（HCC）、肝转移瘤和肝局灶性结节增生（FNH）混淆，需结合强化动力学、肝胆特异期表现及定量参数综合判断。能谱计算机断层扫描、肝胆特异性增强磁共振、影像组学、三维可视化、吲哚菁绿荧光导航（ICG）与人工智能（AI）正在推动术前评估由经验判断转向客观量化，为病灶边界识别、可切除性评估、术式选择和并发症预警提供依据。对无症状、小体积且影像典型病灶以随访为主；对巨大、进展或高风险病灶实施个体化干预，可在避免过度医疗的同时提高病人获益。
袁声贤, 祖蕴熙, 周伟平. 肝血管瘤外科手术时机和适应证选择再认识[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06-310.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05
肝血管瘤是最常见的肝脏良性肿瘤，常在体检中发现，多数病灶生长缓慢；少数可持续增大并进展为巨大肝血管瘤，导致腹胀、食欲下降等症状。目前国内外尚缺乏高等级循证医学指南，不同中心对外科手术适应证把握存在差异。随着微创外科、术中可视化技术及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的发展，肝血管瘤诊断准确性进一步提高，围手术期创伤与风险持续下降，围绕手术时机与适应证选择的争议随之加深：是以较低手术代价提前干预潜在进展病灶，还是以严密随访为主并在症状出现后再行手术以减少过度治疗。现有证据与临床实践共同提示，手术决策应以病人症状、病灶生长趋势、解剖部位、技术可及性及预期获益—风险平衡为核心，强调个体化评估与动态再评估。在精准肝切除与微创技术背景下，建立更具操作性的分层指征体系，有助于优化治疗时机选择并提升总体获益。
戴朝六, 贾昌俊, 赵阳, 阎龙. 复杂肝血管瘤手术策略与关键技术要点[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11-316.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06
复杂肝血管瘤常因瘤体巨大、毗邻或包绕肝门区重要血管及胆道结构，手术风险高、技术难度较大，是肝脏外科具有挑战性的手术。如何在有效控制术中出血的前提下实现安全切除，并最大限度保留肝功能，是临床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对于复杂肝血管瘤，须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坚持“无症状不治疗；不长大宜观察”的原则。治疗决策需基于明确的临床症状，并排除周围器官疾病的影响。同时，强调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MDT）的精细化评估，尤其是术前利用三维计算机断层扫描（3D-CT）重建和磁共振胰胆管成像（MRCP）技术，明确肿瘤与肝门结构、静脉系统的空间关系，并计算残余肝体积，从而制定个体化的手术方案。肝血流阻断技术（如Pringle法）能有效减少术中出血并使瘤体萎瘪，从而增加操作空间。肝门板相关技术在分离和下降肝门板时，有助于保护胆管结构。此外，遵循Laennec膜理念进行解剖分离，以及在必要时使用肝脏悬吊提拉技术，均能简化操作并降低静脉损伤的风险。在术式选择上，应遵循“首选剥除，必要时切除”的个体化原则，根据肿瘤解剖学特征灵活应用。围手术期管理方面，低中心静脉压技术和自体输血技术的应用对于减少创面出血和异体输血风险至关重要。术后则需密切监测循环稳定、肝功能及凝血功能，积极预防和干预出血、胆漏、感染等并发症。精细的术前评估、清晰的手术策略结合对肝脏解剖和相关膜结构技术的深刻理解，是实现复杂肝血管瘤安全切除并降低并发症的关键。
李馨慈, 方驰华, 杨剑. 数智化技术在复杂肝血管瘤切除术中应用价值[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17-322.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07
对于瘤体巨大、毗邻重要脉管且伴有临床症状的复杂肝血管瘤，手术切除仍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式。由于巨大肝血管瘤血供丰富、空间占位效应明显，极大增加了手术操作难度和术中出血风险。近年来，数智化技术通过数字医学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为提升复杂肝血管瘤切除的精准性与安全性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三维可视化技术通过构建个体化肝脏脉管与血管瘤模型，帮助术者直观掌握血管瘤与关键脉管的解剖关系，实现精确手术规划；人工智能技术则进一步赋能血管与病灶自动分割、手术路径智能规划及术中关键解剖结构识别，有效辅助术前规划在术中更精准、高效地落地执行。随着术中多模态影像导航技术发展与相关算法持续优化，数智化技术正推动复杂肝血管瘤切除向更精准、更安全、更智能方向发展，构建从术前评估、术中导航到术后管理的全流程精准外科诊疗模式。
金仁安, 梁霄. 机器人辅助手术治疗肝血管瘤技术要点与难点[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23-326.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08
机器人辅助肝切除在治疗巨大肝血管瘤方面具有微创、精准、可控的优势，尤其在高风险血管解剖和深部肿瘤定位中表现突出。肝血管瘤因其血供丰富、体积巨大、位置复杂，手术过程中常面临许多技术挑战，包括术中大出血、肝静脉或下腔静脉损伤、肝功能保留等问题。术前借助三维可视化技术获取精确的解剖信息，指导术前规划。术中选择合适的体位与穿刺孔布局，综合运用供瘤血管阻断、肝门阻断等技术有效控制出血，根据肿瘤位置、大小、与主要血管关系等情况合理选择剜除术或解剖性切除，结合手术路径的改良和术中吲哚菁绿（ICG）导航，争取在最大限度保留正常肝实质的同时安全、精准地切除肝血管瘤。
郑传胜, 赵丹, 梁斌. 经动脉栓塞治疗肝血管瘤的共识与争议[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27-331.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09
肝血管瘤（HH）作为临床最常见的肝脏良性肿瘤，其治疗模式已由传统外科切除逐步向微创干预演进。其中，经动脉栓塞（TAE）凭借微创、可重复及最大限度保留功能性肝实质等优势，成为主流治疗手段之一，但其规范化应用在临床实践中仍存诸多争议。在适应证界定上，除症状性HH、伴发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及自发性破裂出血为公认的绝对干预指征外，针对直径>10 cm的无症状巨大HH，实施预防性TAE干预以规避潜在脏器压迫风险的策略正逐渐获得学界认可。术前多模态影像学评估对疗效预测至关重要，表现为典型强化且未合并中央型动静脉分流（APS）的病灶，其TAE术后体积缩小更为显著。在技术实施规范方面，以博来霉素或平阳霉素-碘油乳剂联合颗粒栓塞剂的协同方案占据主导，术中需依托微导管行超选择插管，贯彻“封而不死、药在其中”的核心理念，促使硬化剂于血窦内长期滞留以破坏内皮细胞。针对术后疗效评估，亟需摒弃主要适用于细胞增殖性恶性肿瘤的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转而构建以临床症状改善为辅、病灶体积缩减率（>50%）为核心的首要影像学评价体系。此外，在多学科治疗博弈中，TAE在处理>10 cm巨大病灶时相较于热消融具备绝对的安全性优势；面对复杂难治性病例，采取TAE联合延期热消融或外科切除的序贯治疗模式，能够切实发挥增效减毒作用，全面提升病人远期的临床获益。
肖昱翔, 刘旭林, 朱鹏. 肝血管瘤消融治疗适应证及技术要点[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32-337.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10
肝血管瘤（HH）是临床常见的肝脏良性肿瘤，随着影像学、微创外科及消融技术的快速发展，HH 的诊治理念正由传统的经验化决策向规范化、个体化精准医疗路径转变。射频消融（RFA）与微波消融（MWA）等热消融技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等显著优势，尤其在处理位于肝脏深部或毗邻重要血管、胆管的病灶时，能够最大程度保护正常肝实质。消融治疗HH的适应证需基于瘤体大小、生长趋势、临床症状及解剖位置进行综合评估。核心适应证包括：肿瘤长径≥5 cm且近2年有明显增大倾向（增加值>1 cm），或伴有持续性腹部疼痛、不适等相关症状；肿瘤位于肝实质内部，有合适的进针路径，周围无重要器官且凝血功能良好。在技术路径选择上，应依据病灶位置采用经皮穿刺、腹腔镜或开放方式，其中经皮穿刺是目前临床最常用的路径。针对长径≥10 cm 的巨大HH，应遵循“分次消融、安全优先”的原则，治疗目标在于有效控制症状和抑制瘤体生长，而非强求单次完全消融。采用RFA联合经导管动脉栓塞（TAE）或术中 Pringle 法血流阻断的多模态联合策略可显著提升消融效率。消融过程中需严密防治溶血相关并发症，通过围手术期充分水化、术中监测尿色及应用碳酸氢钠碱化尿液等措施预防急性肾损伤。术后评估主要依赖增强CT或MRI检查，以边缘无结节性强化作为完全消融的标志，并需建立长期的随访体系。随着3D实时导航及个体化方案的发展，HH的消融治疗将向更安全、精准的方向发展。
高强, 谢迪杨. 2026年版巴塞罗那临床肝细胞癌分期更新解读[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38-342.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11
2026年版巴塞罗那临床肝细胞癌（BCLC）分期继续保持分期、预后与治疗三位一体框架的简洁性，同时纳入了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此次更新的亮点在于引入复杂性、不确定性、主观性与情感因素（CUSE）临床决策框架，即通过综合现有循证医学证据，系统评估复杂性、不确定性、主观性及情感因素4个维度，指导多学科团队以病人为中心作出更加科学的个体化治疗决策。在具体治疗推荐方面，BCLC 0/A期肝细胞癌新增立体定向放疗和经动脉放射栓塞，作为手术治疗及消融治疗之外的重要根治性治疗选择；BCLC B期肝细胞癌强调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支持介入治疗联合系统治疗的常规应用；BCLC C期肝细胞癌则进一步巩固了免疫联合治疗方案作为一线首选方案的地位。
孙旭恒, 王一钧, 郑志元, 冯佳毅, 李雪川, 任泰, 刘立果, 颜伟康, 央茂, 邹路, 陈涛, 陈炜, 耿亚军, 何敏, 李永盛, 王辉, 吴文广, 杨林华, 张军峰, 龚伟, 吴向嵩, 顾钧, 蔡鸿宇, 曹宏, 曹景玉, 陈晓亮, 戴朝六, 党学义, 段绍斌, 冯健, 顾剑峰, 韩玮, 姜小清, 李兵, 姚碧辉, 李其云, 李志臻, 刘昌军, 刘付宝, 刘建生, 刘军, 刘连新, 吕文才, 杞映华, 钱叶本, 邵成浩, 孙备, 王传磊, 王军华, 王雷, 徐红星, 武步强, 徐军明, 闫军, 杨佳华, 张斌, 张磊, 张启瑜, 张彤, 檀占海, 张学文, 郑进方, 朱春富, 朱海宏, 顾轩宇, 胡嘉铭, 李霖, 周政俊, 耿智敏, 李茂岚, 张薇, 刘颖斌. 基于全国多中心专病队列的中国胆囊癌病人预后因素探索与预后预测模型构建[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43-360.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12
目的 基于全国性专病队列数据挖掘中国胆囊癌（GBC）病人术后总生存期（OS）的预后因素，构建并验证中国GBC病人术后总体生存概率预测模型。 方法 基于中国胆囊癌研究小组（CRGGC）回顾性登记队列数据库，提取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间在全国50家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5664例GBC病人的临床诊疗数据。以术后OS为主要结局指标，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模型筛选关键预后因素并构建预后预测模型，采用自助法（Bootstrap法）验证模型的区分能力及准确性。 结果 通过最小绝对收缩和LASSO回归方法筛选出与术后OS显著相关的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年龄>84岁、行非根治性手术、联合切除其他器官、术前血清癌胚抗原（CEA）及糖类抗原125（CA125）水平超出正常范围、术前行介入治疗、术后未接受内科辅助治疗、特定组织学类型（如神经内分泌癌、印戒细胞癌）、病理检查发现神经或肝脏侵犯以及较高的T、N、M分期等，均为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据此建立预测中国GBC病人手术治疗后5年内生存概率的完整和精简列线图模型。完整模型纳入19个关键变量，精简模型纳入8个关键变量。内部验证结果显示，完整模型和精简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52（95%CI：0.697~0.803）和0.749（95%CI：0.694~0.802），一致性指数（C-index）分别为0.696（95%CI：0.695~0.696）和0.689（95%CI：0.689~0.690），提示模型预测效果与稳定性良好。 结论 基于全国多中心专病队列数据建立的中国GBC病人术后预后预测模型，分别纳入了较完整和最精简的关键预后因素组合。应用上述模型可以快捷、准确地评估接受手术治疗的GBC病人的预后情况，有助于临床医师精准识别高危人群，并为制定个体化综合治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吴浩俊, 徐洪卫, 彭榆富, 文宁远, 羊宇波, 梁彬, 吴年恒, 魏永刚. 基于因果森林模型的腹腔镜肝血管瘤术式个体化选择：单中心回顾性研究[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61-367.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13
目的 基于因果森林（CF）模型的个体化因果推断方法，比较腹腔镜肝血管瘤剥除术与肝实质切除术在术中出血控制中的差异，识别关键效应修饰因子并形成术式选择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3年11月至2025年11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肝脏外科接受腹腔镜手术治疗的196例肝血管瘤病人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将病人分为肝血管瘤剥除术组（111例）与切除术组（85例）。采用CF模型估计个体处理效应（ITE）与平均处理效应（ATE），并基于核心变量在CF模型中所有分裂点的中位数作为阈值进行亚组分析。随后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解释性分析，以术中出血量为主要结局变量。 结果 剥除术111例、切除术85例；总体ATE为-2.4 mL，95%CI为-86.1~81.4，P>0.05，提示两术式总体出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TE范围为-53.3~52.6 mL，显示明显个体异质性。变量重要性分析显示门静脉期增强比率（PER）贡献最高；当PER≤32.58%时病人更倾向从剥除术获益，当PER>32.58%时切除术更优。线性模型R²=0.544，与CF预测结果相关系数为0.74。 结论 CF模型可有效揭示腹腔镜肝血管瘤术式选择中的个体化出血差异，PER可作为术前分层与术式匹配的重要量化指标，为个体化手术决策提供可解释的定量依据。
周哲琦, 艾克拜尔·艾力, 艾尔肯·乌马尔, 阿布都艾合提·买买提明, 克力木·阿不都热依木. 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模型在胃袖状切除联合胃底折叠及同期行食管裂孔疝修补术中应用研究[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68-375.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14
目的 构建基于YOLOv11m深度学习框架的腹腔镜胃袖状切除联合胃底折叠术（LSGFD）同期实施食管裂孔疝修补术（HHR）一体化手术场景的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模型，并进行独立验证，旨在为未来手术导航及机器人半自动化手术系统的研发提供视觉模块支持。 方法 回顾性分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微创、疝和腹壁外科及和田地区人民医院肝胆外科行LSGFD联合HHR的手术视频资料。经筛选及处理后获得3180张样本图片，通过实例分割进行标注。采用分层随机划分法进行数据集分配，首先从总样本中随机抽取10%的样本作为独立测试集，随后从剩余 90% 的样本中进一步随机抽取20%的样本作为验证集，剩余部分则全部作为训练集。调用YOLOv11m深度学习的权重文件进行迁移训练与验证。 结果 分层随机划分后，训练集、验证集和独立测试集分别包含16 239、4022、2196个目标。模型在边界框损失、分割损失、分类损失及分布焦点损失上均呈持续且稳定的下降趋势；验证集损失曲线与训练集一致，提示模型未见明显过拟合，泛化能力良好。在独立测试集上，模型整体检测与分割性能优异：边界框（Box）与掩码（Mask）的IoU=0.5的平均精度均值（mAP50）均为0.908；Box精确率（P）、召回率（R）分别为0.848、0.884，Mask（P）、Mask（R）分别为0.846、0.881。Box mAP50>0.90的类别涵盖胃抓钳、肝脏拉钩、肝脏、胃、纱布、超声刀、肠钳、持针器、分离钳、切割闭合器、脾脏及施夹器；Box mAP50在0.80~0.90的类别包括生物夹、针、折叠瓣、食管（Mask mAP50>0.9）；Box mAP50<0.80的类别为膈肌脚和膈肌（Mask mAP50>0.8）。 结论 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模型可高效、精准地检测与分割LSGFD联合HHR的关键解剖结构与手术器械，可为该术式后续多场景拓展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胡乐, 陆子鹏, 郭峰, 吴峻立, 高文涛, 卫积书, 张凯, 蒋奎荣, 陈建敏. 胰体尾切除术后胃排空延迟危险因素分析：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76-380.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15
目的 探讨胰体尾切除术（DP）后胃排空延迟（DGE）的危险因素，为围手术期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4年6月于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胰腺中心接受DP的1200例病人临床资料，按国际胰腺外科研究组（ISGPS）2007年标准判定并分级DGE；采用嵌套病例-对照抽样，纳入59例DGE病人和236例同期非DGE病人。单因素分析筛选候选变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独立相关因素，结果以比值比（OR）和95%置信区间（CI）表示。 结果 DGE发生率为4.9%（59/1200），其中A级21例（35.6%）、B级22例（37.3%）、C级16例（27.1%）。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白蛋白<40 g/L、血红蛋白<120 g/L，术中脾脏切除、联合器官切除、胃左动脉或胃左静脉离断、手术时间延长、出血增多，术后腹腔感染积液、恶性病理、肿瘤直径≥45 mm、清扫淋巴结≥14枚、腹腔穿刺引流、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Ⅲ级）与DGE相关（均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胃左动脉离断（OR=5.889，P<0.001）、联合器官切除（OR=4.064，P<0.001）、术后腹腔感染（OR=4.470，P=0.008）与DGE独立相关。 结论 胃左动脉离断、联合器官切除及术后腹腔感染是DP后DGE的重要风险因素；临床实践中需严格把握联合切除指征，兼顾肿瘤根治与功能保护，重视胃左动脉保护，并对术后腹腔感染实施早期识别与规范处理，以降低DGE发生风险。
李伟, 李胜宏, 曹安菊, 赵丽萍, 钟国平, 范成虎, 江行. 腹腔镜下保留十二指肠胰头切除术术前胆道支架植入临床效果研究[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81-387.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16
目的 评估腹腔镜下保留十二指肠胰头切除术（LDPPHR）术前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置入胆道支架的临床效果与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4年1月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36例行LDPPHR病人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前是否经ERCP放置胆道支架，将病人分为支架组（19例）和非支架组（17例）。对比分析两组病人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等围手术期指标，以及术后胰瘘、胆瘘、出血、胃排空延迟、胆管狭窄伴胆管结石等并发症发生率和再次手术率。 结果 36例病人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支架组与非架组病人手术时间[220.00（190.00，240.00）min vs. 237.50（200.00，272.25）min，P=0.285]、术中出血量[100.00（100.00，200.00）mL vs. 100.00（50.00，275.00）mL，P=0.806]、术后住院时间[21.00（19.00，25.00）d vs. 24.50（22.00，27.75）d，P=0.034]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病人术后胰瘘、胆瘘、出血、胃排空延迟、胆管狭窄伴结石发生率及再次手术率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在具体并发症发生情况上，支架组胆瘘发生率（5.3% vs. 17.6%）与再次手术率（0 vs. 17.6%）低于非支架组绝对值；在并发症处理方面，非支架组多例胆瘘需后期置入支架治愈，且有1例因内镜取石失败被迫行外科胆肠吻合术，而支架组并发症均经保守或内镜干预成功治愈。 结论 术前经ERCP预防性置入胆道支架应用于LDPPHR安全、可行，未增加手术时间与出血量。预先置入胆道支架有助于术中提供直观导航以保护胆总管，虽受限于样本量未能显示出显著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的统计学差异，但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术后胆瘘及胆管狭窄等并发症的后续处理流程，可作为LDPPHR围手术期并发症管理的一种有效辅助手段。
傅俊, 方国旭, 李海涛, 曾永毅. 肝血管瘤外科治疗方式演变及研究进展[J].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26, 46(3): 388-392. https://doi.org/10.19538/j.cjps.issn1005-2208.2026.03.17
肝血管瘤的外科治疗理念与技术在过去百余年中持续演进。早期外科治疗以破裂出血后的急诊局部切除为主，20世纪中期随着肝脏解剖学与血流控制技术完善，手术适应证逐步由急诊抢救扩展至以肿瘤直径和症状为主要依据，术式以局部切除和规则性切除为主。20世纪80年代，Alper等提出剥除术并阐明其技术要点。其后大量研究显示，与肝部分切除相比，剥除术可更大程度保留功能性肝组织，具有创伤小、术中出血少、肝功能恢复快等优势，逐渐成为肝血管瘤的标准化术式。进入21世纪后，随着循证医学与多学科诊疗模式发展，手术决策由以肿瘤直径和症状为主，转向基于症状、解剖特征及风险评估的综合判断。近10年来，腹腔镜技术凭借创伤小、恢复快等优势，已被证实可安全用于直径≥10 cm巨大肝血管瘤切除。机器人系统依托三维高清视野、灵活操作臂与震颤过滤功能，在肝门区及中央型病灶等复杂手术中显示出更高操作精度与安全性。随着微创外科持续发展，三维打印、吲哚菁绿荧光导航与术中实时影像融合等技术进一步减少术中出血，缩短阻断时间，并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未来，人工智能与多模态影像深度融合将推动肝血管瘤外科治疗向智能化、数据化决策模式转变，为病人带来更高安全性与更优长期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