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高分辨率影像学、三维可视化、吲哚菁绿荧光成像、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发展，肝脏解剖学已从传统的大体形态描述迈向个体化、微观化、功能化等多维度精细解剖时代。肝脏精细解剖学最新进展及其对手术策略的革新作用包括：（1）从Couinaud分段到基于亚肝段的个体化流域切除的演变。（2）肝内解剖间隙的再认识。（3）从静态解剖到动态流域，利用交通支预调控流域保留肝实质，阻断交通支产生联合肝脏分隔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肝静脉剥夺术等新术式。（4）功能与形态的结合，通过SPECT、MRI肝胆特异性对比剂等技术评估区域肝功能。（5）分子影像技术精准界定肿瘤侵袭边界，降低非解剖性切除时切缘阳性率。（6）人工智能（AI）对精细解剖及手术创新的促进。未来，随着AI、分子影像学和肝脏血流动力学研究的深入，肝脏外科将进一步向精准化、功能化和智能化发展，为复杂肝肿瘤病人提供更安全、更有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肝脏精细解剖学是精准肝脏外科发展的核心基石，其与现代外科技术的融合推动了肝胆疾病外科治疗模式的变革。从肝脏精准外科理念出发，肝脏精细解剖学在外科决策、手术规划、术中操作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外科技术为肝脏手术的术前规划和手术作业提供了精准的解剖学依据，为肝胆外科带来了革命性变化。未来，随着数智化影像技术的发展及其与临床实践的深度融合，将推动精准肝脏外科向更高精度、更优疗效的方向迈进。

腹腔镜肝切除术因其微创优势，已在肝脏外科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腹腔镜肝切除过程中，准确识别并显露肝内的重要解剖标志，是保障手术安全、实现精准切除、提升手术流程效率的关键步骤。尽管微创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但对肝内解剖结构的准确识别和显露，始终是肝胆外科医生专业能力的核心体现。术前影像规划、术中实时导航技术以及精细化手术操作不仅可以优化手术流程，还为复杂肝切除术的微创化提供了可行性支持。

随着肝细胞癌综合治疗的发展，转化治疗为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病人提供了手术机会，但转化治疗后肝切除术面临肝脏细微解剖结构和全身状态改变的核心挑战。需从解剖学视角，系统分析转化治疗对肝脏解剖的影响及肝切除术的难点与对策，尤其是功能性剩余肝脏体积转化和肿瘤学转化治疗对全身及肝脏的影响。实行精准术前评估、优化手术时机、术中精细操作及多学科协作的综合策略，可提高手术安全性与肿瘤学疗效。

S7/S8段是肝脏解剖较复杂的部位之一。腹腔镜下解剖性S7/S8段切除作为最困难的右肝近侧横向联合肝段切除，至今仍存在术式盲点与风险。目前，腹腔镜下解剖性S7/S8段切除的标准术式尚未形成，其中涉及诸多关键技术，术式流程的优化值得重视。以精细解剖认知为根本，结合新兴理念技术的合理应用，将有望建立兼顾可行性、安全性和实用性的术式优化流程。

肝右后叶体积约占整个肝脏1/3，管道结构复杂且变异较多，涉及门静脉右后支主干向足侧发出的第一个分支、右肝静脉的属支类型、右后下静脉的解剖特征以及右后叶的毗邻关系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解剖识别和手术操作难度。通过合理的个体化术前规划和术中导航，可有效降低术中风险，最大限度保证切除精度并保留肝功能。腹腔镜下肝右后区精准切除为功能保留提供新的思路，也为优化个体治疗策略、改善病人预后带来潜在价值。

肝尾状叶腔静脉旁部（PPCL）作为肝脏最深在的解剖单元，其血供及解剖结构复杂，始终是肝脏外科手术的终极挑战。近年来，以门静脉流域肝段/亚肝段为基本单位的荷瘤门静脉流域解剖性肝切除（PT-AR）理念的推广，正推动肝胆外科医师对该区域解剖结构的认知向个体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基于术前三维影像分析结果和相关文献，发现PPCL血供来源变异显著，其解剖学边界与经典Couinaud肝分段法存在偏差。据此，提出PPCL门静脉流域分型，强调通过术前三维可视化、术中超声及吲哚菁绿（ICG）荧光导航技术动态界定真实门静脉流域边界。制定基于不同分型的个体化手术策略，最终实现荷瘤门静脉流域的完整切除及功能性肝实质的最大化保留。

肝静脉系统是肝脏分叶、分段的核心解剖标志。循肝静脉途径是提高解剖性肝切除精准性和疗效的关键环节之一。循肝静脉途径肝切除所涉及的精细解剖学基础，包括肝左、肝中、肝右静脉及其属支的走行及变异；实施循肝静脉途径肝切除的关键技术要点包括肝静脉的入路及解剖、显露技巧、段间静脉的识别与保护、肝静脉流域与门静脉流域差异的应对等。随着高分辨率多模态导航技术的发展，对门静脉流域及流域间静脉的认知已进入亚肝段水平，将进一步提升肝切除术的精准性。

Takasaki在1988年提出Glisson蒂横断式肝切除术，即通过第一肝门鞘外解剖的方法，可以将目标肝蒂进行一并处理。2017年Sugioka结合对Laennec膜解剖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经第一肝门鞘外解剖的入路，描述了通过解剖第一肝门的6个裂隙，可以获得相应目标肝蒂的阻断并完成Glisson蒂横断式肝切除术，并将这6个裂隙命名为“六扇门”。近年来，作者团队将“六扇门”解剖理念应用于临床实践，将6个“门”完整地进行系统的解剖和贯通，成功实施了相应的腹腔镜下Glisson蒂横断式肝切除术式，获得良好的临床效果。在此基础上，对“六扇门”解剖理论进一步拓展与完善，提出了“窗户”的概念对“门”进行定位，并对Sugioka的理论中未阐述的第一肝门潜在可利用的2个裂隙进行定义和命名，提出“第七扇门”和“第八扇门”，实现了左外叶和右后叶的段间Glisson蒂解剖。

目的    总结机器人辅助肝切除手术的临床实践经验，探讨基于精细解剖的手术技巧与规范化操作流程，分析机器人辅助肝切除手术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7月至2025年7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机器人辅助肝切除手术的600例肝占位性病变病人的临床资料，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输血量、中转开放手术情况，术后肝功能、引流管拔除时间、并发症、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等，并总结机器人辅助肝切除手术中精细解剖的应用。结果    恶性肿瘤病人206例，良性疾病病人394例。肝脏良性疾病病人手术时间为130.0（94.0, 165.0）min，术中出血量为50.0（50.0, 100.0）mL；肝脏恶性肿瘤病人手术时间为150.0（100.0, 195.0）min，术中出血量为80.0（50.0, 120.0）mL。所有病人均未中转开放手术，术后肝功能恢复良好。肝脏良性肿瘤病人术后拔除引流管时间为7.0（6.0, 8.0） d、术后住院时间为8.0（7.0, 9.0） d、住院费用为73 590.0（70 900.3, 76 445.5）元。肝脏恶性肿瘤病人术后拔除引流管时间为8.0（6.0, 9.0） d、术后住院时间为9.0（8.0, 10.0） d、住院费用为79 657.0（77 242.5, 82 531.5）元。所有病人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Ⅲ级及以上发生率为1.5%，包括术后出血2例、胆漏1例、低白蛋白血症6例，围手术期无病人死亡，术后90 d内病死率为0。结论    基于精细解剖，规范化机器人辅助肝切除手术的手术操作流程能够有效保障手术安全性及效果，具有手术精准度高、创伤小、并发症少等优势。

目的    基于CT三维可视化技术，对肝右前叶门静脉第三级分支、门静脉Ⅵ段腹侧支（P6a）及肝前裂静脉（AFV）进行分型统计与分析，为肝右前叶的解剖性区域划分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2年9月至2024年12月于空军特色医学中心肝胆外科进行上腹部增强CT的100例病人的影像学资料，对肝右前叶门静脉第三级分支的走行、类型，以及AFV的出现频率、分支汇入的静脉类型和汇入位置及门静脉Ⅵ段腹侧分支是否参与供应S5段进行分类与统计。结果    肝右前叶门静脉可分为头尾型（34.0%）、腹背型（32.0%）、三叉型（24.0%）和四分支型（10.0%）。AFV的总体检出率为89.0%。头尾型AFV检出率85.3%，腹背型93.8%，三分叉型87.5%，四分叉型90.0%，不同分型间AFV检出率（P=0.720）及AFV长度（P=0.09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FV单支型占51.0%，多支型38.0%，缺如型11.0%；60.8%（31/51）的AFV单支型病人AFV直径为2~4 mm，33.3%（17/51）的病人AFV直径≥4 mm。在AFV多支型病人中，所有病人均存在至少1条AFV直径≥2 mm。96.1%（124/129）的AFV汇入点位于肝静脉近端段（距下腔静脉≤5 cm），其中78.4%（40/51）单支型AFV集中汇入肝中或肝右静脉近端区域，45.1%（23/51）的单支型AFV以汇入肝中静脉近段前半部为主。结论    肝脏右前叶门静脉存在腹背分型，但该分型并非主导类型；基于门静脉血管支配特征，P6a区可归属于S5段；此外，AVF仅可作为界定S8段腹侧与背侧分界的可靠标志。

目的    基于客观、简便、临床常规监测的术前血清学标记物，建立早期肝细胞癌病人长期生存预测模型。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多中心数据库——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原发性肝癌大数据库3100例病人的资料，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训练队列（2100例）和验证队列（1000例）；应用LASSO回归对性别、年龄、病因、12个血清学标记物等15个变量筛选出与5年生存相关的因素，进一步纳入多因素Cox回归构建长期生存预测模型。模型分辨力由C指数、K指数和时间依赖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tdAUC）来测量。模型校准能力通过校准曲线进行测量。模型净收益通过决策曲线进行测量。结果    经过10折交叉验证，应用LASSO回归最终筛选出白蛋白（ALB）、碱性磷酸酶（ALP）及甲胎蛋白（AFP）3个血清学标记物，并构建早期肝细胞癌长期生存预测模型，命名为APP模型，计算肝细胞癌病人5年内死亡风险值= 0.390×ln（ALP）+0.063×ln（AFP）-0.033×ALB。在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APP模型的C指数分别为0.619（标准误=0.010）和0.613（标准误=0.015）。APP模型的K指数分别为0.595（标准误=0.009）和0.574（标准误=0.013）。APP模型的1年tdAUC分别是0.685（标准误=0.021）和0.670（标准误=0.033），3年tdAUC分别是0.660（标准误=0.014）和0.659（标准误=0.021），5年tdAUC分别是0.610（标准误=0.016）和0.581（标准误=0.023）。以上指标均高于其他5个模型。根据模型计算得分将病人分为3个风险组（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高危组病人总生存期低于中危及低危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APP模型是基于客观、简便、临床常规监测的术前血清学标记物构建的早期肝细胞癌长期生存预测模型，其预测效能优于其他预测模型，能够指导个体化随访及监测。

目的    建立肝内胆管细胞癌（ICC）病人来源的肿瘤类器官，通过体外模拟ICC的生物学行为，探讨肿瘤类器官作为临床前模型预测晚期ICC病人应用吉西他滨联合顺铂（GC）化疗方案的疗效。方法    前瞻性收集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于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就诊的晚期ICC病人的肿瘤组织，分离并培养ICC类器官，并对其组织形态学和免疫组化特征同病人肿瘤组织进行对比评估。使用GC方案化疗药物处理ICC类器官，采用不同药物浓度方案检测类器官组织对化疗的敏感性，比较类器官药敏试验结果不同病人的实际临床疗效。结果    52例病人中，成功建立25例（48.1%）ICC类器官。构建成功组病人穿刺样本>2条、起始活细胞数≥1×105个、运送时间<60 min比例显著高于构建失败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类器官组织形态学和免疫组化特征在连续传代后与原始肿瘤组织仍保持基本一致。类器官药敏检测结果显示，16例类器官药敏结果为敏感，9例为耐药，并据此分组，两组病人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敏感组病人肿瘤最大径小于耐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40±0.62）cm vs. （6.95±0.57）cm，χ²=5.672，P<0.001］。类器官敏感组病人临床部分缓解例数（8例 vs. 1例，P=0.027）和客观缓解率均高于类器官耐药组（50% vs. 11%，P=0.0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病人临床治疗反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ICC类器官对GC化疗方案的敏感性预测病人临床疗效的准确率为88.0%（22/25），敏感度为87.5%，特异度为88.9%。所有病人中位随访时间16（8～24）个月，类器官敏感组病人中位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均显著高于耐药组［OS：13.0（95% CI 10.2-15.8）个月 vs. 9.0（95% CI 6.7-11.2）个月，P=0.029；PFS：9.3（95% CI 7.1-11.4）个月 vs. 4.9（95% CI 3.5-6.2）个月，P=0.0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ICC类器官作为临床前模型在预测GC方案疗效方面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评估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序贯系统治疗方案（化疗、化免联合及靶向治疗）对胃癌腹膜转移病人转化手术可行性、肿瘤应答及生存的影响。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设计，纳入2023年12月至2025年2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胃外二科收治的63例初治胃癌腹膜转移病人，所有病人均接受紫杉烷类药物为基础的HIPEC治疗。系统性治疗于HIPEC后2周内开始，每3个月定期行门诊随访及影像学评估，经多学科团队评估后决策是否实施R0切除手术。主要观察指标为治疗效果（疾病控制率、客观缓解率）、R0手术切除率和总体生存情况。结果    所有病人中，男性35例，女性28例，中位年龄55（范围27~79）岁。单纯HIPEC组4例、HIPEC序贯化疗组7例、HIPEC序贯化免组50例、HIPEC序贯化免靶组2例。所有病人整体客观缓解率为49.2%（31/63），疾病控制率达71.4%（45/63）。HIPEC序贯化免组部分缓解26例（52.0%），单纯HIPEC组25.0%，HIPEC序贯化疗组40.0%，三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70）。截至随访日期，队列中共有14例（22.2%）病人达到R0切除，其中11例属于HIPEC序贯化免组，HIPEC序贯化免组接受R0切除病人治疗周期显著高于同组非转化成功病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09±1.52）个 vs. （3.69±1.27）个，P<0.05］。全队列中位生存时间为14个月，所有R0切除病人在末次随访时均存活，而影像学进展病人的中位生存时间显著缩短至6个月。结论    基于紫杉烷类药物的HIPEC有助于改善胃癌腹膜转移病人的局部肿瘤负荷状态。采用HIPEC序贯化免联合的转化治疗策略可能为部分病人创造潜在转化手术机会，并延长生存期。

肝静脉系统解剖结构的复杂性和变异多样性对肝胆外科手术具有关键性影响。肝静脉主支（肝右静脉、肝中静脉和肝左静脉）及其特殊分支（脐裂静脉、前裂静脉和肝短静脉等）在走行路径、引流区域和汇合方式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规律，这些解剖特征直接关系到手术方案的制定和手术效果的评价。在精准肝脏外科时代，对肝静脉解剖的深入理解已成为实施复杂肝切除术和亲体/劈离式肝移植手术的基础。肝静脉的解剖分型不仅影响术中出血控制和手术安全性，更关系到术后病人肝脏功能的恢复和长期预后。特别是在亲体肝移植和劈离式肝移植中，供肝静脉的解剖分型直接决定了流出道重建的方式和预后。对肝静脉解剖分型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优化手术方案，提高手术精准性，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病人的疗效。

近年来，随着腹腔镜器械、成像设备和技术理念的发展与进步，腹腔镜肝切除技术日臻成熟并逐渐普及。流程化的手术操作有助于手术的简洁化和同质化，既符合腹腔镜肝切除术推广的需要，也是开展多中心、大样本对照研究的基础之一。右半肝游离是腹腔镜右侧肝切除术的重要手术步骤，流程化的右半肝游离步骤有利于提高腹腔镜下操作的安全性及效率。尤其是肝短静脉的处理、下腔静脉旁间隙的显露、右半肝的牵拉旋转等操作步骤，均是保障腹腔镜下右半肝游离安全性及效率的关键。

在肝切除术前精细解剖评估的发展过程中，三维可视化技术首先实现了从二维影像到立体动态模型的跨越，使术者能够直观掌握病人个体化解剖结构并进行模拟手术规划。人工智能（AI）的应用使血管精细分割、结构识别及手术规划实现自动化与精确化，显著提升术前规划效率与精度，并为风险评估和个体化决策提供量化支持。扩展现实技术作为三维可视化与AI深度融合的集成表现形式，将精准的数字化解剖信息以沉浸式、交互式的方式呈现，在教学培训及术前虚拟规划等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在数据质量、模型泛化性等方面仍面临挑战，但随着算法优化与多源医疗数据共享的推进，三维可视化与AI的深度融合有望构建精准化、智能化的肝切除术前评估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