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微创外科技术的发展，机器人肝胆胰手术（RHPBS）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推广。鉴于肝胆胰手术复杂、病人个体差异显著，评审团在系统回顾285项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RHPBS的适应证、安全性、培训体系、手术质量评估等方面提出共识意见。共识指出，RHPBS目前处于IDEAL框架的探索阶段，并对高龄、肥胖、有腹部手术史等情况不作为绝对禁忌证。在肝切除术和胰腺切除术中，RHPBS具备一定优势，特别是在血管重建与胆肠吻合等操作中表现优越。评审团强调需建立标准化培训体系、设定应急预案并规范手术质量评估指标，同时提出了RHPBS未来在手术风险评估、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等方面的研究重点。RHPBS在部分场景中表现出良好的短期结局及潜在经济效益，但在复杂手术适应证中的普适性仍需更多高质量证据验证。

胰腺癌是恶性程度最高的消化道肿瘤之一，病人总体5年生存率仅为13%。近年来，随着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深入，基于分子分型及靶向干预的个体化治疗策略成为发展方向，逐步从“异病同治”向“同病异治”转变。同时，多学科协作模式与病人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广泛实践进一步优化了综合治疗体系，既防止治疗不足，又力求避免过度治疗。然而，胰腺癌的高度异质性、关键驱动基因靶向干预手段匮乏、肿瘤细胞原发及获得性耐药、免疫抑制性微环境等生物学特征，仍严重制约精准分子分型及个体化治疗的发展，导致病人预后未显著改善，临床诊治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分子分型（经典型、原浆型、准间质型、鳞状型等）与临床表型之间存在关联；液体活检技术可用于辅助早期诊断及动态监测。靶向治疗方面聚焦于KRAS及耐药机制的研究；免疫治疗需突破低免疫原性及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的限制，多项联合治疗策略正在临床探索。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有望优化影像诊断、分子分型和术中导航等环节。未来需加强多学科协作，将分子分型、靶向和免疫治疗以及AI技术有机结合，以实现胰腺癌精准化综合治疗。

胰腺癌恶性程度高，早期诊断手段缺乏，大多数病人确诊时已为不可切除晚期，5年生存率仅约13%。传统吉西他滨化疗及单一靶向（如EGFR抑制剂、KRAS抑制剂）治疗效果有限，主要因高密度胶原与癌相关成纤维细胞形成耐药屏障及肿瘤高度异质性。系统生物学整合多组学实现精准分子亚型划分，并结合网络药理学筛选多靶点联合方案，以克服耐药与免疫抑制微环境。数字孪生平台可模拟病人肿瘤进展与药物响应，指导个体化治疗优化。临床试验结果显示，KRAS G12D抑制剂MRTX1133、KRAS G12C抑制剂adagrasib与sotorasib及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在特定分子背景下具有协同抗肿瘤活性。多靶点联合策略配合人工智能与实时动态监测，有望提升胰腺癌治疗效果，改善预后。

不可切除胰腺癌包括局部晚期胰腺癌（LAPC）和转移性胰腺癌（MPC），通常认为不适合手术治疗，因为手术并不能改善病人的预后。近年来随着术前治疗（如化疗和放化疗）以及手术技术（如动脉，静脉重建，自体小肠移植）的发展，转化治疗的理念为部分不可切除胰腺癌病人提供了手术切除的机会。LAPC病人经过系统性治疗后手术切除的中位生存期为21.8~40.0个月，总体预后明显好于未手术组。MPC病人经过有效的系统性治疗也可以转化为手术切除治疗。尽管如此，不可切除胰腺癌的转化治疗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系统性治疗有效率不高，早期复发率高以及没有统一有效的病人筛选以及预测标准。未来随着精准医学与新型治疗手段的快速发展，通过多学科协作与持续的临床研究，转化治疗有望为更多不可切除胰腺癌病人带来生存获益。

局部晚期胰腺癌（LAPC）因肿瘤侵犯周围主要血管或重要结构，传统上被视为不可切除，预后不良。转化治疗可使部分病人实现降期并获得根治性切除（R0切除）机会，并显著改善生存率。术前需综合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CT）、CA19-9水平变化及体能状况，依据解剖学（Anatomy）、生物学（Biology）、临床状态（Condition）和化疗时长（Duration）四维标准筛选适宜手术指征。手术策略包括动脉优先入路及动脉鞘剥离以强化血管控制，必要时实施腹腔干联合切除（DP-CAR）或动脉重建；门静脉/肠系膜上静脉（PV/SMV）切除与重建遵循国际胰腺外科研究学组（ISGPS）分型选用直接修补、端端吻合或移植物架桥；淋巴结清扫应涵盖海德堡三角及胰腺系膜第三级组织以降低局部复发风险。由于此类手术伴高并发症和死亡率，应优选生物学应答良好、耐受性佳的病人，并由经验丰富的多学科团队实施，以实现根治性与安全性的平衡。

胰腺癌术后辅助治疗已成为综合管理的核心环节，主流方案包括吉西他滨单药、吉西他滨联合卡培他滨及改良FOLFIRINOX、吉西他滨联合替吉奥等。足剂量、足周期的化疗是提高病人生存获益的关键。循环肿瘤细胞（CTCs）、循环肿瘤DNA（ctDNA）等生物标记物，以及病人来源类器官（PDO）药敏检测和人工智能辅助转录组分析等技术，为精准化、个体化辅助治疗提供了重要支撑。辅助放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在高危病人中展现潜力，未来研究应聚焦多方案头对头比较与分子分层指导，以优化联合治疗策略，持续提升病人生存获益。

肝脏是胰腺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胰腺癌肝转移病人预后较差。近年来，随着系统性全身治疗及局部治疗手段的不断应用，该类病人的生存期已获得一定改善。目前，以吉西他滨和氟尿嘧啶为基础的化疗方案仍为胰腺癌肝转移病人最主要的治疗方式。靶向治疗方面，奥拉帕利、KRAS抑制剂等针对特定基因突变的药物已展现出一定的治疗潜力。免疫治疗在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功能缺陷（dMMR）亚型病人中疗效显著，但整体疗效仍有限。免疫联合化疗可能成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局部治疗方面，“转化治疗”模式使部分胰腺癌肝转移病人获得手术机会，显著改善其预后。射频消融、介入治疗和放射治疗等局部治疗手段可提高肝转移病人的局部控制率。当前，胰腺癌肝转移病人的治疗仍面临多项挑战，包括系统性药物治疗手段有限、寡转移定义尚不统一、手术适应证缺乏共识等。未来有待开发新型靶向药物和免疫联合治疗策略，进一步完善多学科全程管理体系，推动胰腺癌肝转移治疗向慢病管理模式转变。

胰腺癌是一种预后极差的恶性肿瘤，其5年生存率仅约为10%。由于缺乏有效的早期筛查手段，胰腺癌通常在发现时已是侵犯血管的局部晚期或远处转移，临床治疗十分困难。近年来，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MDT）模式下，精准放射治疗技术取得多项突破。新辅助或根治性立体定向体部放射治疗（SBRT）联合高效化疗可实现高R0切除率并显著延长总生存期（OS）；磁共振引导放疗（MRgRT）与在线自适应技术支持下的立体定向磁共振引导放疗（SMART）进一步提高了生物等效剂量（BED）至＞70 Gy水平，同时将≥3级毒性控制在3%以下。临床研究显示，局部控制率和二次治疗延迟获益显著。当前挑战包括放疗最佳时间窗、个体化靶区和剂量优化，以及生物标记物指导下的联合免疫或靶向治疗策略。未来需建立基于高级证据的标准化放疗联合方案，探索肿瘤微环境和DNA修复通路相关的放疗抵抗机制，并推进放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靶向药物等多模态组合，以期为胰腺癌病人提供更安全有效的综合治疗路径。

胰腺癌因其高度免疫抑制性的肿瘤微环境，被认为是典型的免疫“冷肿瘤”，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单药治疗疗效受限。近年来，多种联合治疗策略被提出以增强ICIs的疗效，包括与化疗、放疗、靶向治疗、溶瘤病毒、STING激动剂、个体化疫苗和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CAR-T）等手段的协同应用。这些联合方案通过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激活干扰素通路、重塑肿瘤微环境及增强T细胞活性，提升了胰腺癌对免疫治疗的敏感性。尽管初步研究显示联合治疗具有一定临床获益，但仍面临免疫毒性增加、个体异质性大、生物标记物缺乏和耐药机制复杂等挑战。未来应聚焦精准适应证识别、生物机制研究与高质量临床试验验证，推动胰腺癌免疫治疗从探索走向标准化，提升其在晚期与术后辅助等多阶段治疗中的转化潜力。

肿瘤疫苗通过靶向胰腺癌相关抗原或新抗原激活T细胞免疫，成为治疗研究热点。当前研究方向包括mRNA疫苗、树突状细胞（DC）疫苗、多肽疫苗和全细胞疫苗等。个性化mRNA疫苗能快速编码病人特异性新抗原，诱导持久CD8+ T细胞应答；固定靶点mRNA疫苗针对KRAS突变表现出良好免疫原性。DC疫苗通过负载抗原激活CD4+和CD8+ T细胞，联合化疗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改善肿瘤微环境并实现部分转化手术。多肽疫苗靶向MUC1、WT1等抗原，效果有限；全细胞疫苗（如GVAX）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立体定向放疗有望增强疗效。疗效评价需结合总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期、无复发生存期和免疫学指标。胰腺癌免疫抑制微环境和低应答率仍是挑战，未来应优化抗原筛选、佐剂和联合方案，并借助人工智能提升新抗原预测，为肿瘤疫苗临床应用提供新思路。

目的    比较不同营养评分对胰腺癌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后总生存期（OS）的预测效能，并构建个性化预测模型。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2月至2022年12月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PD的188例胰腺癌病人的临床资料，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确定影响OS的独立预后因素。将各营养评分［营养风险指数（NRI）、那不勒斯预后评分（NPS）、预后营养指数（PNI）、控制营养状态评分（CONUT）］分别与独立影响因素结合建立预测模型，采用一致性指数（C-index）、校正曲线、决策曲线分析（DCA）及时间依赖性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各模型的预测效能与稳定性。最终基于最佳营养评分构建列线图（Nomogram）模型。结果    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淋巴结转移（HR=1.299，95%CI 0.926~1.824，P=0.047）、肿瘤最大径≥2.5 cm（HR=1.411，95%CI 1.010~1.972，P=0.043）及肿瘤分化程度低（HR=1.494，95%CI 1.069~2.089，P=0.019）是PD术后病人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随后，联合4种营养评分指标，建立相应的预测模型进行横向对比分析。DCA和校正曲线结果表明，NRI和NPS模型预测性能优于PNI和CONUT模型。C指数显示NRI模型（0.687，95%CI 0.663~0.712）与NPS模型（0.684，95%CI 0.660~0.707）预测效能相近，时间依赖性ROC曲线结果显示2种评分具有相似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但NPS评分的长期预测能力更优。基于NPS和预后独立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该模型的截断值为80.6分。结论    基于NPS评分构建的预测模型可准确评估胰腺癌行PD术后病人的生存风险，对营养不良风险分层及个体化干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的    探讨以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SMA-CA）轴为导向的解剖入路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和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行PD手术的294例胰腺癌病人。其中采用以SMA-CA轴为导向解剖（SCGA）组93例，采用传统静脉入路（CVA）组201例。比较两组病人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R0切除率、平均受检淋巴结个数、受检淋巴结阳性个数、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术后生存时间是否有差异。结果    两组手术耗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VA组的术中出血量和术中输血比例均高于SCGA组［（277.86±143.94）mL vs.（243.12±125.46）mL；28.86% vs. 16.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VA组R0切除率（88.56%）低于SCGA组（95.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CGA组平均受检淋巴结个数和受检淋巴结阳性个数均多于CVA组（17.86枚 vs. 15.42枚；1.99枚 vs. 1.18枚），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后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SMA-CA轴解剖入路可以提高R0切除率和淋巴结切除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2年存活率与传统入路相当，因此，SCGA技术在PD术中安全、可行。

目的    探索一种基于盆腔解剖结构的精细化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PE）手术分型，以实现局部晚期直肠癌（LARC）和局部复发直肠癌（LRRC）手术治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方法    采用前瞻性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设计，纳入自2023年1月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在中国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数据库中连续接受PE治疗的200例LARC或LRRC病人。依据盆腔膜解剖分层标准，将PE分为骨盆腔内PE与联合骨盆壁PE，后者进一步细分为侧盆、盆底、后盆和前盆壁4个亚型，明确各型＞50%器官或组织切除的标准。主要观察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并对不同手术分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LARC与LRRC病人的R0切除率分别为96.3%与71.7%。所有病人中，骨盆腔内PE、侧盆、盆底、后盆和前盆壁的切除比例分别为96%、82%、71.5%、17%与12%。98%的病人接受生物补片隔离腹盆腔修复，65%的病人行大网膜瓣联合生物补片重建。总体术后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Ⅲb）发生率为38.8%，会阴切口愈合失败率为18.5%。在联合骨盆壁PE的亚组中，盆底组术后严重并发症发生率最高（LARC为33.3%，LRRC为38.5%，均P＜0.05）；LRRC中侧盆组的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亦显著高于其他亚组（均P＜0.05）。结论    该手术分型方案基于盆腔解剖层次的精准划分，有助于术前准确评估切除范围、提高手术R0切除率、评估手术难度并制定个体化重建策略。尤其在侧盆累及且有放疗史情况下手术难度可能最大；盆底受累则与术后严重并发症高度相关。该分型有望促进PE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提升围手术期管理水平，未来需进一步验证其对长期生存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    探讨经下腹正中取标本切口自体组织支架法预防性回肠造口在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3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收治的66例直肠癌病人临床资料，均行低位前切除术联合预防性回肠造口术。根据手术方式分为观察组（自体组织支架法，n=25）与对照组（传统法，n=41），对比两组造口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恢复指标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两组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造口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10.16±4.27）min vs.（19.63±3.84）min，P＜0.001］，术后首次胃肠功能恢复时间更短［（2.04±0.73）d vs.（2.41±0.59）d，P=0.026］，造口还纳切口长度更短［（5.26±0.86）cm vs.（5.87±0.85）cm，P=0.007］，且腹腔中/重度粘连发生率显著降低（24.0% vs. 53.7%，P=0.018）。观察组造口旁疝发生率高于对照组（24.0% vs.2.4%， P=0.019），但均为隐匿性疝，术中探查修补后未增加二次手术风险。粪水性皮炎、造口回缩等并发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短期随访结果显示，经下腹正中切口自体组织支架法可缩短造口及还纳手术时间，降低腹腔粘连风险，虽可能增加隐匿性造口旁疝发生率，但未影响临床结局，是预防性回肠造口的优选方案。

目的    调查中国乳腺病灶真空辅助旋切手术（VABB）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现状，评估不同超声分级病灶的术后病理分布及不同类型医院的诊断差异，为规范化推广和早期诊断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中国39家医院经治的超声分级Ⅲ-Ⅳ类乳腺结节［依据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RADS）分类］接受VABB手术的病人临床病理资料。登记内容包括收治例数、超声分级及术后病理结果，研究者运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并采用Z检验比较妇幼保健医院与综合性医院的病理分布差异。结果    共纳入49 984例病人，其中BI-RADSⅢ类结节27 461例，术后病理提示恶性肿瘤321例（1.2%）、良性肿瘤伴非典型增生1 211例（4.4%）、未见肿瘤成分1 231例（4.5%）；BI-RADSⅣ类结节22 523例，术后病理提示恶性肿瘤1 460例（6.5%）、良性肿瘤伴非典型增生1 814例（8.1%）、未见肿瘤成分1 277例（5.7%）。不同医院类型比较显示，妇幼保健医院Ⅲ类结节恶性率2.5%，综合性医院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Ⅳ类结节中，各病理类型占比亦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超声BI-RADSⅢ-Ⅳ类乳腺结节采用VABB技术切除，是实现乳腺癌早期诊断及病理学规范管理的重要手段。该技术在三级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均具推广潜力，建议进一步加强超声分级的标准化培训和术后病理流程优化，以提升诊断准确性和临床治疗效果。

目的    分析乳腺Paget病（PDB）与常见乳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24年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乳腺外科行手术并病理证实伴浸润性导管癌（IDC）或导管原位癌（DCIS）的20例PDB病人和60例乳腺癌病人，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于SPSS 26.0中进行1∶1最邻近匹配（卡钳值0.03），比较匹配前后两组的年龄、绝经状态及常见合并症，免疫组化［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分子分型及增殖细胞核抗原（Ki-67）增殖指数差异，并通过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评估总生存期（OS）。结果    匹配前PDB组平均发病年龄58.85岁，乳腺癌组52.48岁（P=0.037），高血压病占比40.0% vs.15.0%（P=0.040），TNM分期更早（P=0.025）。PDB组更常出现乳头溢液或皮肤改变（P＜0.001），ER、PR阴性率显著升高，HER-2阳性率达75.0%，分子分型以HER-2富集型为主（P＜0.01），Ki-67增殖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匹配后基线趋于平衡（P＞0.05），但PDB组仍呈现更高HER-2阳性率（75.0% vs. 31.3%，P=0.013）和HER-2富集型比例（68.7% vs. 18.7%，P=0.013）。随访至2024-07-01，中位87个月，匹配后共4例病人死亡（PDB组2例、乳腺癌组2例），1年、3年、5年OS分别为100.0%、88.5%和83.8%，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63）。结论    PDB在临床表现和病理特征上与常见乳腺癌存在显著差异，尤其以HER-2富集型为主的免疫组化特点，但两者总体生存率相似。

随着当代医疗模式的数字化发展，人工智能（AI）在胰腺癌诊治中应用广泛，主要表现在胰腺癌早期筛查和诊断、治疗决策的实施及围手术期管理3个方面。尽管AI在应用过程中遇到泛化能力不足、模型可解释能力低、样本量受限等挑战，但随着医疗健康数据的数字化进程加速，AI的临床运用场景将逐渐扩展并成熟，有望引领构建胰腺癌智能诊疗管理新模式。

胰腺癌是全球范围内高致死率的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多数病人在确诊时已丧失手术指征，系统性治疗成为其关键治疗手段。目前，化疗仍是胰腺癌系统治疗的基石，但传统化疗方案存在疗效不足及毒副反应显著等问题。近年来，化疗药物剂型的革新、经典靶点药物的研发、新型靶点的发现、抗体偶联药物的应用、免疫治疗的探索以及肿瘤疫苗和细胞治疗等领域的创新，在胰腺癌治疗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改善病人预后带来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