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结核病疫情较重。中国用于潜伏性结核感染诊断工具是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 物(PPD) 试验以及γ- 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其中IGRA 较PPD 试验具有一定优势。中国结核病诊断技术包括 细菌学、分子生物学、病理学、影像学以及血清学等，其中分子生物学技术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的诊断技术。中国初复 治肺结核患者多采用标准化治疗方案，耐药结核病治疗方案应遵循国际原则。未来结核病诊断治疗应不断采用新技 术，并加强国际合作。
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严重威胁基本医疗保健和医学的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旅游和食品贸易增加，微生 物耐药性这个问题更加突显。中国结核分枝杆菌耐药率、耐多药率等处于较高水平，耐多药结核病防治问题在中国 的结核病控制工作中显得日趋重要。耐药监测是评价国家结核病控制规划的重要对策之一。监测系统能够为结核 病控制规划执行情况和改变现行治疗方针的必要性的评价提供有用的指标，以及确定引起耐药的危险因素。
结核病(TB) 的诊断一直以来存在诸多困难。文章基于近年来TB 诊断技术的研发动态，着重从微生物检测、 生化检测、免疫学检测和分子生物学检测等方面介绍TB 诊断新技术的进展，并对其应用的可行性予以客观分析。
自从1944 年发现链霉素以来，结核病的治疗与抗结核药物的研发密切相关。世界卫生组织(WHO) 将抗结核 药物分为5 组，其中第三组的氟喹诺酮类及第二组注射类的抗结核药物是治疗耐药结核病的关键药物。近几年来, 新型抗结核药物如贝达喹啉、德拉马尼(Delamanid)、PA-824 相继问世，已知具有抗结核作用的抗菌药物如利奈唑胺、 新一代氟喹诺酮类，原有药物新用途的开发如氯法齐明，环丝氨酸的应用等，这些药物在耐药结核病治疗上发挥了重 要作用。随着抗结核新药物的研发，结核病的疫情会逐渐下降。
近十年来，糖尿病患者的不断增长对全球结核病的控制造成了威胁，糖尿病患者代谢紊乱、营养不良、免疫功 能损害是易并发肺结核的主要原因，合并糖尿病的肺结核患者症状严重，病情进展迅速，治疗效果欠佳，因而有必要 在糖尿病和肺结核患者之间进行双向筛选，重视合并糖尿病肺结核患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将有助于 降低肺结核的发病率，对全球结核病的控制做出重要贡献。
结核性脑膜炎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肺外结核病，其早期诊断困难，病死率和致残率高。由于脑脊液中抗酸染色 和结核分枝杆菌培养阳性率低，脑脊液改良抗酸染色技术、免疫诊断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 如Gene Xpert) 受到重 视。结核性脑膜炎的治疗依然是化学治疗为主，其方案依旧以异烟肼、利福平和吡嗪酰胺为核心，疗程建议12 个月， 部分病例可延长至18 个月。高颅内压的治疗主要以脱水剂为主，可多种脱水剂联合应用，激素在改善生存率和临床 症状上的价值明确，但对致残率的改善无明显作用。
莫西沙星是新一代的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具有良好的抗结核分枝杆菌活性的作用，在结核病治疗中占有重要 地位。目前主要用于治疗耐药结核病及部分复治肺结核患者。随着结核分枝杆菌对耐氟喹诺酮耐药率的上升，临床 使用莫西沙星应该掌握使用指征，防止滥用及耐药的发生，同时在使用过程中注意观察药物不良反应。
结核病是艾滋病患者最为常见的机会感染之一，也是艾滋病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结核病的临床表现与艾滋 病患者的免疫功能状态有关，CD4 ＋ T 淋巴细胞计数较高的患者的表现与普通结核病患者类似，而计数很低的患者 常表现为肺外结核病。艾滋病合并结核病的治疗涉及到抗病毒治疗和抗结核病治疗。结核病的治疗原则与非艾滋 病患者相同。对于艾滋病合并结核病患者均建议尽早地进行抗病毒治疗，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应注意药物之间相互 作用以及抗病毒治疗后出现的结核病相关性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临床医生需要重视艾滋病合并结核病诊治的特 殊性，不可将用于普通结核病患者的诊治理论简单套用于合并感染患者中。
结核病是长期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中国是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肺癌发生率逐年上升，居各种 恶性肿瘤死亡率的前列，已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两者的并发及共存一直受到关注。因此，肺结核和肺癌诊 断和鉴别诊断水平的提高，警惕两病并发或共存的可能性及其相关性研究均为目前重要的研究课题。
儿童结核病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其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痰含菌量少、标本采集困难等因素使儿童 结核病诊断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儿童尤其是婴儿和5 岁以下的潜伏性结核感染儿童，进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的风 险高，容易发生结核性脑膜炎、结核全身播散甚至死亡等严重情况。治疗儿童潜伏性结核感染的获益可能大于成人。 只有关注儿童结核病的快速准确诊断、合理治疗，加大政府投入，才可能实现“儿童结核零死亡率”的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