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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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研究进展与规范化治疗

马丁

2021, 37(6): 601-604. DOI: 10.19538/j.fk2021060101

摘要 ( )

卵巢癌是妇科常见恶性肿瘤，是继乳腺癌、子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之后发病率排名第4位的女性肿瘤，也是排名第3位的致死性女性肿瘤，死亡率仅次于乳腺癌和子宫颈癌。2020年全球新增卵巢癌患者313 959例，我国新发病例数55 342例，占比为17.62%；全球死亡卵巢癌患者 207 252例，占女性肿瘤死亡人数的4.7%，其中我国死亡病例数为37 519，占比为18.10%［1-2］。2018年CONCORD项目组对世界范围内61个国家卵巢癌流行趋势的研究发现，2010—2014年间世界范围内卵巢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30%～50%，与1995—1999年间的数据持平；其中美国、以色列、韩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卵巢癌5年生存率提高了5%～10%，而日本的卵巢癌5年生存率提高了20%［3］。我国女性卵巢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并不高，但因其病死率较高，应当视为女性重点防治的恶性肿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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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与基因检测的规范化

高庆蕾

2021, 37(6): 605-609. DOI: 10.19538/j.fk2021060102

摘要 ( )

随着卵巢癌精准治疗的全面推广，肿瘤易感基因检测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内外指南均建议卵巢癌患者在初次病理确诊时进行BRCA1/2胚系基因检测，以确定是否为遗传性上皮性卵巢癌，同时可预测患者对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的获益。准确识别遗传性上皮性卵巢癌，可使患者从个体化治疗中获益，同时对其一级和二级亲属的肿瘤防治意义重大。其他易感基因，例如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基因和同源重组缺陷（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HRD）相关基因，也在卵巢癌发生中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也对卵巢癌患者的治疗决策起到关键作用。文章就卵巢癌基因检测的规范化进行综合探讨分析，以期为卵巢癌个体化诊疗策略提供更具指导性的基因检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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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的初始与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相关问题

黄鹤，冯艳玲，刘继红

2021, 37(6): 609-613. DOI: 10.19538/j.fk2021060103

摘要 ( )

临床工作中对晚期卵巢癌患者施行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的比例逐年增加。尽管基于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晚期上皮性卵巢癌采用NACT联合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有着不低于初始肿瘤细胞减灭术的疗效，更低的术后病率,但目前对于卵巢癌NACT仍存在较多争议。新诊断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治疗前需由专业的妇科肿瘤医生（必要时多学科）评估，对可达到满意细胞减灭术患者应首选初始肿瘤细胞减灭术，对围手术期风险高和（或）无法达到满意肿瘤切除的晚期卵巢癌患者，可给予铂为基础的NACT联合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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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诊上皮性卵巢癌的一线化疗

窦莎，李艺，崔恒

2021, 37(6): 613-616. DOI: 10.19538/j.fk2021060104

摘要 ( )

晚期上皮性卵巢癌的初始治疗模式为肿瘤细胞减灭术+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一线维持治疗。文章主要阐述了初诊上皮性卵巢癌一线化疗方案的演变和规范应用。紫杉醇联合卡铂3周疗方案仍然是初治上皮性卵巢癌的一线首选化疗方案，其卓越地位无法撼动。同时，文章还回顾了初始化疗中使用贝伐珠单抗的指征，以及其他一线化疗方案的选择指征。最后，文章指出了临床实践中上皮性卵巢癌化疗不规范的问题，强调应重视化疗的规范性，以助于提高我国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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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手术相关问题与规范化诊疗

陈雨莲，史庭燕，臧荣余

2021, 37(6): 616-620. DOI: 10.19538/j.fk2021060105

摘要 ( )

复发卵巢癌并无普遍接受的标准治疗模式，3项平行随机对照研究（SOC-1，DESKTOP 3和GOG-0123）为铂敏感复发卵巢癌二次手术提供了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基于现有循证医学依据及中国的SOC-1研究结果，文章介绍了铂敏感初次复发卵巢癌新的诊疗模式：通过有效的患者选择标准筛选手术获益的最大人群，但同时警示不恰当的手术反而有害，并指明适合每个复发卵巢癌患者的治疗路径；复发卵巢癌的治疗仅仅是卵巢癌系统治疗中的一个环节、手术仅仅是复发卵巢癌治疗的手段之一，推进中国卵巢癌整体的规范化诊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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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手术在卵巢癌治疗中的应用与争议

邓黎，梁志清

2021, 37(6): 620-623. DOI: 10.19538/j.fk2021060106

摘要 ( )

手术在卵巢癌治疗中至关重要，正确评价手术方式和手术路径对患者生存获益的影响一直是临床关注的热点。微创技术在早期卵巢癌的分期手术、晚期卵巢癌的肿瘤减灭手术以及复发卵巢癌的减灭手术中均有所应用。随着微创技术持续发展，机器人手术、单孔手术等都参与了卵巢癌手术治疗。文章囊括了最新的文献荟萃分析结果和临床研究结果，将目前微创手术在卵巢癌治疗中的应用及争议进行综述。期待有更多、更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来评价各种手术方法和指导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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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性卵巢癌预防性附件切除术的相关问题与争议

袁增，宋坤，孔北华

2021, 37(6): 623-627. DOI: 10.19538/j.fk2021060107

摘要 ( )

卵巢癌病死率居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首位，目前有明确证据证实一部分卵巢癌具有遗传高风险。预防性附件切除术是降低遗传性卵巢癌发病风险的一级预防方案，但临床实践中应充分权衡利弊，科学规范应用。文章主要阐述了预防性附件切除术在降低遗传性卵巢癌发病风险中的作用及其应用指征、技术细节和相关争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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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的并发症及防治

孟元光，叶明侠

2021, 37(6): 627-630. DOI: 10.19538/j.fk2021060108

摘要 ( )

卵巢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最为严重的恶性肿瘤之一，满意的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能够改善患者的预后。但这种术式手术范围广、涉及脏器多，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处置是一个难点。文章结合国内外文献及治疗经验，讨论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术中及术后常见并发症类型、原因以及防治策略，为降低此类术式并发症发生率、提高并发症处置能力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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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免疫治疗的现状与进展

蒋芳，向阳

2021, 37(6): 630-634. DOI: 10.19538/j.fk2021060109

摘要 ( )

卵巢癌是最致命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传统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和化疗，但是，约70%的患者在初始治疗后出现疾病复发。在过去的20年中，免疫疗法迅速发展，并彻底改变了各种癌症的治疗方法。尽管卵巢癌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反应率仍然不高，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性肿瘤疫苗、过继性细胞免疫治疗正在迅速发展。同时不同的联合治疗策略也在研究和探索中。寻找免疫治疗的预测指标、确定哪些治疗组合最适合该类疾病仍然是目前面临的难题。文章回顾了目前针对上皮性卵巢癌（epithelial ovarian cancer ，EOC）最有前途的免疫疗法的研究现状，希望通过技术的不断提高，改善EOC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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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靶向治疗的规范化

王登凤，张国楠

2021, 37(6): 634-639. DOI: 10.19538/j.fk2021060110

摘要 ( )

近年来靶向治疗在卵巢癌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改变了卵巢癌的治疗模式。贝伐珠单抗在高危晚期卵巢癌的初始治疗和维持治疗中、在铂敏感和铂耐药复发性卵巢癌的治疗中有确切疗效，可与化疗联合，也可单独应用。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是目前卵巢癌靶向治疗中最重要的一类药物，通过“合成致死”效应发挥抗肿瘤作用，显著改善了卵巢癌患者的预后，已作为标准治疗推荐用于初治晚期卵巢癌的一线维持治疗和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的维持治疗。靶向治疗在严格掌握适应证的同时，应重视规范化的全程管理，包括用药前评估、用药期间和用药后的监测及不良反应的及时处理，以减少和减轻不良反应的发生，增加长期用药安全性，同时也可提高患者的依从性，这也是保障疗效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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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卵巢上皮性癌维持治疗指南（2021年版）

中国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

2021, 37(6): 640-649. DOI: 10.19538/j.fk2021060111

摘要 ( )

卵巢恶性肿瘤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中国人群卵巢癌新发病例为52 100例/年，死亡达22 500例/年［1］。由于缺乏有效的早期筛查手段，患者就诊时多为晚期，中国卵巢癌患者5年生存率约为40%［2］。近年来，随着抗血管生成药物、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抑制剂等靶向治疗药物的出现及相关维持治疗研究结果的公布，有效地延长了晚期患者的生存期，改变了卵巢癌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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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锥切术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阳性者规范化管理的专家共识

王丹波

2021, 37(6): 650-653. DOI: 10.19538/j.fk2021060112

摘要 ( )

随着我国子宫颈癌筛查与早诊早治工作的不断推进，子宫颈癌前病变的治疗是子宫颈癌二级预防的关键节点。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采用新的命名标准化方案，将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1、CIN2、CIN3）更名为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LSIL）和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HSIL）［1］，其中HSIL包括CIN2/3、中/重度游离鳞状上皮不典型性增生以及原位癌。大约20%的HSIL有可能在10年内进展为子宫颈浸润癌，故针对HSIL的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有效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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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期妊娠合并卵巢肿瘤终止妊娠的中国专家共识

顾向应

2021, 37(6): 654-659. DOI: 10.19538/j.fk2021060113

摘要 ( )

妊娠合并卵巢肿瘤的发生率约为0.05%～2.4%，其中良性肿瘤约占95%～99%，交界性肿瘤约占1%～2%，恶性肿瘤约占1%～6%［1-7］。不同研究者所报道的早期妊娠合并卵巢肿瘤发病率差异较大（21.4%～75.7%）［5-7］，随着孕周增加，妊娠合并卵巢肿瘤的发生率呈逐渐下降趋势。妊娠期合并卵巢肿瘤虽较少见，当非意愿妊娠或医学原因需终止妊娠时，卵巢肿瘤会增加终止妊娠的手术风险及疾病管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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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CP《基于风险的子宫颈癌筛查结果异常和癌前病变管理指南（2019年版）》中关于25岁以下特殊人群的相关问题解读

马晓黎，孟戈，段华

2021, 37(6): 660-664. DOI: 10.19538/j.fk2021060114

摘要 ( )

美国阴道镜和宫颈病理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olposcopy and Cervical Pathology，ASCCP）于2020年4月发布了《基于风险的子宫颈癌筛查结果异常和癌前病变管理指南（2019年版）》（以下简称ASCCP-2019年指南）［1］。该指南与之前版本的关键区别在于其从基于筛查结果转变为基于风险值的精细化和个性化管理策略。进行风险评估的主要依据源自于美国北加州凯撒医疗机构（Kaiser Permanente Northern California，KPNC）的一项前瞻性纵向队列研究［2］，该研究对150多万例25~65岁妇女进行了为期10年以上的随访，详细描述了各种风险指标的处理，但不适用于25岁以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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