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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癌是一组在发病机制及病理学表现具有异质性的肿瘤，不同组织病理学亚型的子宫内膜癌呈现不同的临床表现及生物学行为，以往临床治疗主要依据组织病理学改变制定方案，然而，仅依据组织病理学分类及分级的经典病理诊断显示较低的可重复性以及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2013年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提出了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这一分型对于子宫内膜癌预后判断具有更为明确的价值。因而，近年来子宫内膜癌的病理学诊断从单纯的依据组织病理形态表现，进展为病理形态与分子检测结果相结合的综合诊断。文章依据第5版世界卫生组织（WHO）子宫内膜癌病理学分类并结合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介绍子宫内膜癌病理诊断中的进展。
子宫内膜癌前病变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关键阶段，加强其临床管理对降低子宫内膜癌发病率至关重要。文章系统阐述了子宫内膜癌前病变的定义、诊断方法、治疗策略及长期管理要点，重点讨论了手术与药物治疗的选择依据，强调了针对不同人群的个体化治疗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重要性。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道常见恶性肿瘤，近年来发病率持续攀升且呈年轻化趋势，早筛早诊是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死亡率的关键。子宫内膜癌三阶梯筛查策略作为临床规范化筛查的核心方案，依次以经阴道超声检查为第一阶梯（初筛）、子宫内膜微组织病理检测为第二阶梯（进一步筛查）、宫腔镜下子宫内膜活检为第三阶梯（确诊）。文章结合当前临床实践与最新研究进展，对三阶梯筛查各环节的应用现状、核心要点进行梳理，分析现有筛查策略在基层推广、样本采集、精准分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新型采样技术、智能化诊断手段的应用前景，提出优化建议，为子宫内膜癌筛查策略的规范化实施、临床推广及技术革新提供参考，助力“健康中国”战略下女性生殖健康保障体系的完善。
子宫内膜癌是一组高度异质性肿瘤，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手术切除仍是有指征患者的主要初始治疗手段。基于对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分类的子宫内膜癌分子亚型更精确的理解，辅助治疗决策已发展为以分子学特征为导向的新模式。鼓励所有子宫内膜癌患者进行分子分型检测，遵循“POLE突变→错配修复（MMR）状态→p53状态”的阶梯式检测流程，精准分为POLE突变（POLEmut）型、错配修复缺陷（dMMR）型、p53异常（p53abn）型及无特定分子改变（NSMP）型4种分子亚型，并基于分子分型进行预后风险分层和制定辅助治疗方案，实现治疗的精准化，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近年来，子宫内膜癌及癌前病变的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越来越多有生育需求的女性面临着在肿瘤治疗与保留生育功能（简称“保育”）的艰难抉择。保育治疗虽为这部分患者提供了妊娠可能，但疾病本身和治疗对子宫内膜和卵巢功能的潜在损害不容忽视。子宫方面，长期保育治疗可导致子宫内膜萎缩、纤维化甚至宫腔粘连，严重影响胚胎着床；而卵巢则因原发性功能障碍或机体代谢异常（如代谢综合征和肥胖等）及治疗药物影响，面临卵巢储备功能下降与排卵障碍的问题。这些都会导致患者生育力受损。因此，生育力保护应贯穿于保育治疗全过程：一方面需优化治疗方案，缩短疗程、减少子宫内膜损伤，并在完全缓解后恰当采用干细胞、富血小板血浆、低强度聚焦超声等新兴技术修复子宫内膜微环境；另一方面应重视卵巢功能评估与干预，对高危患者及时提供胚胎、卵子或卵巢组织冻存等生育力保存手段，并结合生活方式调整与代谢管理改善整体生殖预后。值得关注的是，基于分子分型的精准诊疗和免疫治疗的探索，正为扩大保育治疗适应证、提升疗效与安全性开辟新路径。未来，唯有整合妇科肿瘤、生殖医学、内分泌及遗传等多学科力量，实施个体化、全周期的综合管理，方能在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前提下，真正实现其生育愿望。
根据手术范围和目的的不同，淋巴结切除可分为系统性淋巴结切除（systemic lymph node dissection，SLND）和前哨淋巴结活检（sentinel lymph node biopsy，SLNB）。SLND一直被认为在子宫内膜癌的分期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价值，但随着高级别随机对照研究结果的公布，其在早期低危子宫内膜癌手术中的适应证开始发生变化，不再成为常规手术，SLNB成为了替代的新标准，可在不影响肿瘤学结局的情况下降低手术并发症。而SLNB是否是早期高危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标准首选方案，仍然是存在争议的话题。随着分子分型开始融入子宫内膜癌治疗的临床决策，也标志着淋巴结切除的新范式将从普遍性逐步转向基于风险调整的精准化、个性化的综合决策模式。
晚期及复发性子宫内膜癌异质性强，治疗决策需综合疾病状态、病理类型、分子标志物及既往治疗暴露进行分层。近年来，随着分子分型逐步进入临床实践，晚期及复发性子宫内膜癌的治疗已从经验性化疗为主的模式，逐步转向基于生物学特征的个体化治疗。对于需接受系统治疗的患者，免疫联合化疗已重塑一线治疗格局，其中错配修复缺陷（dMMR）/微卫星不稳定性高突变（MSI-H）人群获益最为明确，而错配修复正常（pMMR）人群的最佳治疗路径仍有待进一步优化。人表皮生长因子2（HER2）阳性高侵袭性亚型及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阳性、进展相对缓慢患者亦可从相应靶向或内分泌治疗中获益。与此同时，放疗及其他局部治疗在局部复发、盆腔局限复发及寡转移患者中仍具有重要价值。文章结合近期证据，对晚期及复发性子宫内膜癌的治疗前评估、系统药物治疗及局部治疗策略进行述评，以期为规范化管理提供参考。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随着子宫内膜癌综合诊疗的进展，早期筛查及接受全面分期手术的患者比例增加，但术后复发仍影响患者生存预后。通过精准风险评估、分层辅助治疗、并发症防治及长期随访的术后规范化管理，可有效降低复发风险、改善生存质量，已成为改善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的关键环节。文章结合国内外最新指南、专家共识及临床实践经验，系统阐述子宫内膜癌术后规范化管理的核心要点。
目的 通过开展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分析作为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的一部分，早期拔除导尿管对行经阴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TVM）患者术后尿潴留的影响。方法 纳入2021年11月至2024年5月在中国7家医院接受TVM的女性患者，将患者随机分为ERAS组（n=129）和常规护理组（n=128）。主要结局指标为拔除导尿管后残余尿量、尿潴留发生率、住院期间尿路感发生染率。次要结局指标包括术后疼痛、首次排气时间和住院时间。结果 ERAS组患者术后导尿管留置时间明显短于常规护理组[（38.9±137.3）h vs.（52.0±131.3）h，P<0.05]，但两组在尿潴留发生率（14.0% vs. 15.7%）、拔除导尿管后再置导尿管率（10.9% vs. 7.8%）、住院期间尿路感染发生率（99.2% vs. 98.4%）方面无明显差异（均P>0.05）。此外，ERAS组患者在术后2 h、12 h和1 d的静息和活动状态下的疼痛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护理组（P<0.05）。ERAS组患者术后返回病房至首次排气时间[（18.9±10.8）h vs.（22.0±12.8）h，P<0.05]、术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间隔[（19.2±7.4）h vs.（26.4±17.0）h]、总住院时间[（4.4±1.9）d vs.（5.1±2.1）d]均短于常规护理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ERAS理念下TVM早期拔除导尿管是可行且有效的，虽然在膀胱功能管理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它增强了患者的舒适度，减少了术后住院时间，促进了患者更快的恢复。
目的 探讨生长分化因子15（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 15，GDF15）单克隆抗体在逆转卵巢癌铂耐药中的作用，并筛选疗效最佳的候选抗体，同时阐明其潜在分子机制。方法 于2025年4月至2026年1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医院构建SK-OV-3-R铂耐药细胞系及患者来源异种移植（patient-derived xenograft，PDX）模型。体内外平行筛选5种GDF15单克隆抗体以确定最优候选。采用二苯基四氮唑溴盐（MTT）法检测细胞活力，异硫氰酸荧光素标记的膜联蛋白V/碘化丙啶（Annexin V-FITC/PI）双染结合流式细胞术评估细胞凋亡；通过γ-H2AX流式检测评估DNA损伤水平；采用蛋白激酶B（AKT）激动剂和抑制剂干预验证相关信号通路。PDX模型中监测肿瘤体积并计算肿瘤生长抑制率（tumor growth inhibition，TGI）。结果 筛选确定CTL-002为最优GDF15单克隆抗体。在SK-OV-3-R细胞中，CTL-002联合卡铂可显著增强抗肿瘤效应，半数抑制浓度（IC50）由29.47 μmol/L降低至13.60 μmol/L，凋亡率升高至（26.85±1.6）%。同时，联合治疗能显著提高γ-H2AX平均荧光强度，提示DNA损伤水平增加。机制研究表明，AKT抑制剂可模拟CTL-002的增敏作用，而AKT激动剂可部分逆转其效应。在PDX模型中，联合治疗组终点肿瘤体积为（170.37±17.72）mm³，肿瘤体积抑制率（TGI）达66.3%，显著优于卡铂单药组（47.9%）。结论 GDF15单克隆抗体CTL-002可显著增强卡铂对铂耐药卵巢癌的体外抑制效应并提高体内抑瘤效果，提示GDF15单克隆抗体具有逆转卵巢癌铂耐药的潜在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