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软指标最初被引入产前超声检查,是作为基于年龄和血清学方法筛查21-三体策略的一个补充,用于提高胎儿非整倍体染色体异常的检出率。孤立性超声软指标对于胎儿染色体异常的预测价值一直以来具有争议,其“过度解读”不仅增加了接受侵入性产前诊断所带来的风险,而且也为孕妇及家庭增添了不必要的焦虑和紧张。随着产前筛查策略近20年来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无创产前筛查方法的快速发展,超声软指标的重要性也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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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健康年鉴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人工流产总数平均每年大约 900多万例,约占全球的1/6 [1]。人工流产围手术期下生殖道感染的发生率也越来越引起重视。术前存在下生殖道感染不仅会延误最佳治疗时机,而且也会增加手术并发症风险,不利于子宫恢复。下生殖道感染多无明显症状或缺乏特异性症状,若人工流产术前未及时发现和有效治疗,人工流产实施宫腔侵入性操作过程中的下生殖道病原体上行感染,将会造成一些严重疾病及相关后遗症,如盆腔炎症性疾病(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PID)、子宫颈和(或)宫腔粘连、输卵管阻塞、慢性盆腔痛及继发不孕等,再次妊娠可能发生如异位妊娠、自然流产及早产等不良结局,严重损害女性生育能力及身心健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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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病理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由单纯的形态学诊断过渡到全面整合形态学及多平台分子病理检测等多种技术手段,极大提高了病理诊断的精准程度,为临床治疗决策提供了更丰富的诊断借鉴。妇科医生是治疗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亟需及时学习妇科病理学的相关进展,更新妇科病理诊断知识。然而病理学并非万能,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的诊断“金标准”,特别是冰冻病理切片的准确性受取材不当、组织固定不规范、快速切片判断的局限性等诸多种因素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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